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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秋白接过书。范书鸿的儿子有如此的成就，自己能够表示祝贺了，这使他轻松了一些。“太好了。一看目录就很吸引人，很有气魄。”他翻看着赞叹道，显出由衷的高兴，“来，丹林，”他把书翻到扉页，“请为我题写几个字，我一定好好拜读。”
范丹林拿出钢笔，恭恭敬敬地写上了：
“邓秋白伯伯指正 范丹林”
范书鸿在一旁含笑看着，他感到安慰。
范丹林抬起头，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他不禁也为父亲的一生怅然了。
吃过早饭，范书鸿就乘公共汽车到了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他一瘸一拐地上到三楼，按着门牌号找到了自己一个研究生的家，研究生的父亲是印刷厂的普通干部。他敲门。
“谁呀？进来吧。”屋里一个姑娘的喊声。推门进去，一个二十来岁的圆脸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立柜穿衣镜前比试着自己刚穿上的连衣裙。屋里简陋脏乱，地上一个大洗衣盆内堆满着要洗的脏衣服，床上，围着被子半躺半坐着一个瘫痪老头。
您找谁？找我哥哥？他出去了。您是他导师？您找他什么事呀？
他不好意思对姑娘说了。他原想通过这个研究生的父亲到印刷厂看看：丹林的书怎么样了，能不能现在就拿上一套？他不知道怎么张嘴。
“我带你去找吧。他可能到外面看书去了。”姑娘显得十分热情。
他瘸拐着，跟着姑娘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未找见。
“您找我哥哥有急事吗？”姑娘问。
“有一点。”
“能跟我说吗？”
“嗯……你父亲在吗？”
“您找我父亲？那不是，我爸爸买菜回来了。爸爸，有人找你。”
一个神情敦厚的中年干部提着菜篮迎面走来：“您找谁？……噢，您是亮亮的导师啊，有啥事，尽管说吧。”
“我……我是……想问问，我有这么一件事，可能要麻烦您……”为这事张嘴真难啊。结果，事情并不难办。他被领到厂里。范丹林的书早已装订好，塑料皮也来了，堆在那儿，只是还没有一本本套上。
他自己配好一套先拿上了，好像拿着自己的生命。
外面不知何时暗下来了。听见纷纷沓沓的脚步声。雷电交加。噢，下雨了，天气预报没报，天有不测风云，雷阵雨下不长。主客看着窗外大雨议论了几句，注意力又回到饭桌上。烤鸭店内灯开了，一片雪亮，任凭外面风狂雨暴，店内另成世界。
饭店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来来往往。菜一道道上来了，满桌喷香。酒瓶打开了，酒杯斟满了，气氛开始热烈。中国人招待中国人，亲热而殷切。
范书鸿：“来，为老同学的重逢，干杯。”
邓秋白：“来，为几十年的友谊干杯。”
范书鸿：“为你们回国观光接风干杯。”
邓秋白：“为你和凤珠健康，为你们全家健康干杯。”
范书鸿：“祝你和郁文，还有你们的女儿、儿子——下次让他们一块儿回来——一切都好，干杯。”
邓秋白：“丹林，丹妮，林虹，这杯酒，为祝你们年轻人一切都好干杯。”
范丹林：“邓伯伯、邓伯母，这杯酒敬你们，祝你们做出更大成就。”
邓秋白：“我要向你父亲请教，学习，范兄，来，敬你一杯，祝你在史学领域建树卓著。”
范书鸿伸出左手摇了摇，脸色一下黯然了：“不不，我已经不存这奢望了。惭愧啊，今天与老同学相会，我居然拿不出一本像样的著作回赠你。”
邓秋白举着酒杯，有些难堪地停在半空。他笑了笑：“过去国内政治不稳定，现在形势好了，范兄还是大有作为的。”
“不不，几年来我也时时头脑发热，想作为一番，但已然晚了。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脑子也老化了，确确实实有些老化了。”范书鸿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重新戴上。他的话中没有什么幽默，含着一丝挺实在的悲哀。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有些黯然。
“研究历史是需要一点历史条件的，”邓秋白感慨地说，“范兄，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三十年前，我没有如约和你们一起回国，一直感到很歉疚。可是，这些年我又常常后悔，当时应该给你们打个电报，力劝你们也不要回国。我犹豫了一天，你们已经登船启程了。”
“我回国，我不后悔。”范书鸿说，“我还是希望儿女们生活在中国。”他指了一下丹妮和丹林。
邓秋白无言地沉默了一下。
吴凤珠自从进了烤鸭店，一直有些神思恍惚，这时突然感到清醒了，思路也活动了：“我们可从来不后悔，而且感到很光荣。祖国有危难，我们和它一块儿度过，这是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都只顾自己跑出去，国家怎么办？”
这种目前最流行的正统语言在这种场合无疑太生硬了。范丹林实在不满意。他对邓秋白笑道：“邓伯伯，不过，我以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怎么没有国界？”吴凤珠已经进入了她固执的思路了，“你搞的经济改革不是中国的？你爸爸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回中国来，在哪儿研究？”
“邓伯伯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可他就没有回国。结果他比爸爸在史学方面的建树要大得多。”范丹林认真地反驳道。
“从个人来讲当然是好，可从……”吴凤珠又要讲她的大道理。
“从对祖国的贡献来讲，也是邓伯伯大。邓伯伯写了那么多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古文明。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爸爸这几十年除了受批判，干了些什么？就是那本《东西方宗教史对比》嘛。”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吴凤珠生气地叨唠着，“你那全是个人主义观点。”
“那我问你，是邓伯伯对中国贡献大，还是爸爸对中国贡献大？”
“不能这样比。”
“那怎么比？妈妈你说，一个人是白受苦贡献大呢，还是做出实际业绩贡献大？”
“我觉得为祖国受苦是最难的。”
“难有什么用？再说，受苦也不一定算多难的事。妈妈，你不是知道赵氏托孤的典故吗？赵氏托孤是托给了两个忠臣：杵臼和程婴。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二者孰难？’程婴答曰：‘死易耳，立孤难也。’你看，比起做成事情，死尚且都算容易的，你那个受苦算什么难的？”
“你怎么说开赵氏托孤了。”
“我觉得你的愚忠思想挺顽固的，不知怎么就想到这个典故了。”
“岂有此理……”
“好了，不用争了，”范书鸿摆手打断了妻子不得体的争论，“我觉得丹林的话对：当然是秋白兄的贡献大，他的著作摆在那儿呢。我有什么贡献？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
“那你为什么还不后悔？”吴凤珠不甘示弱。
邓秋白一直有些尴尬地看着吴凤珠与范丹林的争论，这时笑了笑，说道：“范兄，你们一大批回国的人，虽然几十年来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以为，对于中国今天民主进程的出现，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作用微乎其微。”范书鸿摇了摇手，“秋白，我回来并不后悔。你没回来，我认为也没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当时没有回来，完全因为一个偶然原因。上商店买东西，要了两张旧报纸包装，回来，刚要把报纸揉了扔掉，看见一个标题，评论中国的。我展开随便看了一下，对中国政局是否会长久稳定产生了怀疑。要不是这张旧报纸，第二天我也就动身了。那我可能会和你一样，也许一本小册子都写不出来。”
“如果不是你，而是我看见那张旧报纸，那可能咱俩就正好换换位置了。”范书鸿风趣地笑道，他想活跃气氛。
“那完全可能。我那天本来不准备去买东西了，可临时决定去了，也没准备去那个商店，正好碰上一个熟人，就一边聊一边多走了几步。这才进了那家商店。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人的一生。”
邓秋白与郁文在中国官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故宫博物院，他们在簇拥中踏进午门，踏进太和门，面对着雄伟辉煌的太和殿和殿前气势非凡的广场站立片刻，感受一下，再踏上太和殿。然后，一间又一间平时封闭着不对普通游人开放的宫与殿的大门在他们面前相继打开，他们在主人殷勤的引导陪同下一一迈进去。他们走到哪儿，门就开到哪儿，畅行无阻。他心中除了涌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豪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兴奋外，更多的是一种享受贵宾待遇的、光荣显赫的优越感……
他们坐着小轿车驰离灯火辉煌的人大会堂，驰往下榻的宾馆，他很舒服地仰靠在坐位上，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长安街灯火，回想着刚才在人大会堂与国家领导人会见的场面，他为自己受到的尊重欢迎感到满足。
“郁文，”他转过头对妻子说，“我真幸运啊，要是三十年前没看到那张旧报纸，我哪有今天？还不是和范书鸿一样住牛棚，受批判，无所作为？真是人生难测啊。”
外面雷电风雨都停了，天又明了些。烤鸭店顾客更多了。桌桌客满。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穿梭往来。荷叶饼上来了，鸭架汤也上来了，一片片烤鸭蘸甜面酱，加上葱丝裹卷在一张张小小的荷叶饼里，一桌人边吃饭边饮着酒。
历史学的动态，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人生中的机遇，不同的价值观，几十年前的往事，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家庭结构，范丹林的经济学，林虹父母受迫害的情况，邓秋白夫妇回国的观感，中国的特异功能，中国人在国外的情况……谈话是随意的，泛泛的。客人关心的是中国现状，主人感兴趣的是外国情况，范丹林关心的是经济，林虹是什么都关心，又什么都不关心，范丹妮只是不断地喝酒。这是一个多元的心理气氛场，里面融汇着各种各样的因素。然而，范书鸿与邓秋白这两个分别三十年的旧友重逢，毕竟使这个心理场带有模糊的两极。往事悠悠，人生惆怅，是隐隐约约影响和笼罩着一切的“主题”。
这个主题使范丹妮更多地饮酒；使林虹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人生抉择；使范丹林更多地想着自己的经济学和今天晚上的一个活动——他要去参加一个讨论；使邓秋白更多地想着他将要写的几部历史学巨著；使范书鸿更多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和往昔的一去不复返；使吴凤珠有更多的要不停说道的不满的话。
红色的葡萄酒，黄色的啤酒，在灯光下闪亮。透过酒杯看世界，都是光亮而模糊的。各种各样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过。胡正强的眼睛，文倩岚的眼睛，各种人的眼睛，旋转的舞会，色彩缤纷的旋风，一个女人站在酒席旁仰着脖子干杯，酒从嘴角流下来，她醉了，扔下酒杯，笑着，人们惊愕地看着她，男人们厌恶的目光，服装店内摩肩接踵，各种款式的裙子在眼前晃动，赤橙黄绿青蓝紫，眼花缭乱，一个脸甜甜的女售货员在冲自己微笑，您要什么？她要什么？要酒，要不停地喝酒，她要放把火把服装店烧了，大家都不要穿衣服，都裸着，她不怕，可她的假胸呢？……
邓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