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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没有把我留在“西伯利亚的彼得堡”，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 轭——这些东西被称为“阿尔秋欣牌”产品。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那正是雷恰洛夫同新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
当然，我马上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那是在早晨，而到晚上，当然我干完了活去看他时，房间已经变成了雷恰洛夫式的了；一件多余的东西也没剩下，只留下了必不可少的物品。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时间表（依我看，这些图钉是雷恰洛夫从莫斯科带来的，在萨马尔斯克村的店铺里买不到）。
“这是日程表，”他解释道，“为了不沉沦下去，应当立即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流放期间特别需要管束自己。”
“管束自己”是雷恰洛夫喜欢使用的一个词。
“正象你见到的，这上面一切都作了规定，”他说。确实，墙上的那张纸把一天的时间都预先安排好了：有做早操，吃早饭和在作坊里劳动的时间；有学习外语和政治经济学的时间；有同流放的同志交往联系的时间。最令我震惊的是，睡眠时间不是六个小时，或者说多一些——七个小时，而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把我降服了。
“我给自己规定的睡眠时间不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而是六小时三十五分钟。”我一木正经地开着玩笑。
“不，”他严肃地回答道，“多余的五分钟毫无用处，这已足够了。”
我毫不怀疑，这张划得整整齐齐的作息表迟早要作废，如果不是一两天，顶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星期。可是我想错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半年时间里，雷恰洛夫只有一次没有遵守作息时间。这事发生在二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美人儿罗扎·什捷伦准备从萨马尔斯克村出逃时。逃跑计划，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雷恰洛夫拟定的，他事先把意料之中和意料外的消况都估计到了。在我提前离开托波尔辛那时，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
然而，十月革命后，雷恰洛夫更令我钦佩。他担任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后，坚守自己立下的规矩，毫不让步。当时国有化、没收、私有的固定财产转归公有、酗酒闹事、集会、游行、抢劫、盗窃和凶杀满卷着莫斯科。区苏维埃抱怨犯罪行为在增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公用征收部门要求把那些破坏商业法的店铺收归国家管理；住宅苏维埃坚决要求民警局尽快地把正在罢工的国家公务人员从公共住宅中轰出去；清洁工联合会申请发给武器……下指示、打电话、收发公文、长得犹如冬夜般的委托书、搜捕、例会、会议……
在市苏维埃的顶层阁楼里，原总督私印的餐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划着格子的大纸——民警局苏维埃主床的作息时间表。要求、指示、例会和各种会议犹如撞在花岗岩峭壁上的狂涛恶浪冲击在这张纸上，向四处散去。
雷恰洛夫在莫斯科是唯一善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巧妙地支配自己时间的人。他用某种神奇的办法去完成一个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必须要做的一切事情。
妒嫉，当然，是不好的，可是我妒嫉雷恰洛夫。
我重又看了一遍写好的调查报告。我觉得开头部分似乎还不错。我签了名，并写上了日期。
列·鲍·柯萨切夫斯基写给莫斯科市民警与苏维埃主席的调查报告（摘录）
……从附上的那张由珠宝匠克贝尔开列的清单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的物品，如果不把胸前佩戴的袖珍十字架，珍珠和宝石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一百九十一件。损失总值——三千万金卢布。
许多圣像上的金银饰片、金质或银质祭杯、教堂主教们佩戴在胸前的镶宝石的圣母像、牧首手杖上的蛇形把手、手提香炉和沙皇的各种贡品都被窃走。
六顶牧首法冠，四件主教法衣和沙皇棺木罩布上的装饰物也被摘走。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盖棺布上拆下了八极十字架，上面镶着拜占廷帝国时代的小巧精致的金质圣像和缀着珍珠的绿色天鹅绒镶边。
鉴于乌斯宾大礼拜堂的许多宝物转移到牧首法衣圣器室保存，因而也遭到损失。其中有盛放基督耶稣和圣女玛利亚圣像上的金银装饰的约柜［东正教教堂存放法器用的］。
专家们一致认为，每一件被窃物品几乎都具有巨大的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但我认为，有必要把下列稀世珍宝，尤其是经刑事侦事局法定鉴定人、美术史教授卡尔塔绍夫和法衣圣器室珠宝匠克贝尔指认的那些珍宝重点介绍一下：
１．十二世纪的福音书金书。
金书 约重一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公斤］。正面绘有基督受难图，另一面——十二弟子像。在基督的头顶上有一颗尖形钻石。图像是用钻石镶成的，书的各个角上也都镶满了宝石。书的正面和底面上是压印出来的复杂的装饰图案。
２．用整块秘鲁深绿宝石雕的镶金柜的椭圆形圣母小挂像。
绿宝石重四十九克拉。圣母的肖像雕在一块完整的绿宝石上。绿宝石被琢磨成凹形，宛如一个小碟子。在宝石的凸面上绘出了圣母升天的图像。
３．十五世纪的形似一座教堂的圣餐保藏器。
此物属斯宾大礼拜寺所有。教堂的圆底是用福音会会员和圣徒们的身驱组成。这些驱体都是用黄金铸成。在保藏器顶端有一个镶着四颗蓝宝石的金质等边十字架。
４．尼康牧首的法冠（王冠）
众所周知，尼康认为“神权高于王权”，他把神权比做太阳，而王权仅仅是依靠太阳才能发光的月亮。他被尊称为“圣帝”。因此他的法冠无论是形状．还是豪华的装饰上都酷似沙皇的王冠。
法冠是用黄金制成，装演着拜占庭时代的十字架和珍珠坠儿。
底部是一个金箍，上面用金银丝制成各种图案。在圆箍的中央，绿色珐琅底上，一颗椭圆形大粒蓝宝石压在银色图案和金质八极十字架的上面。
在法冠的中心线上有一块绘着花纹的金牌，上面有三颗黑珍珠（这是为了纪念尼康的三个孩子。尼康是在三个孩子死后才同妻子一道接受了入教仪式），金牌的四周装饰着五颗大钻石。
装饰在尼康法冠上的十字架也是金的。这个十字架被固定在一个镀珐琅釉质弧形支架上。在十字架的正中是一颗硕大的灰色圆珍珠。
５ 包金约柜（保存古戒条专用柜）
约柜呈圆角形，镶着白色和天蓝色的珐琅釉。
在约柜的四面有十六个凸起的椭圆形金框，金框四边镶着锡兰水生蓝宝石、风信子石、东方黄玉和稀有的石榴石。
三层阿拉伯缠丝玛瑙雕成的人物形象众多的浮雕几乎占满了柜盖。卡尔塔绍夫认为，这些浮雕是五至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中最杰出和罕见的瑰宝之一。约柜四壁是金质的袖珍圣像。还是这位卡尔塔绍夫认为，这十六幅袖珍圣像与浮雕不同的仅在于它们是十一世纪的。
６．镶在宝石上的金圣母像，红宝石缟玛瑙祭杯，彼得大帝佩戴过的十字架，罗曼诺夫王朝的创始人、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父亲菲拉烈特牧首拐杖上的镶绿松石的金把手。
上述珍宝都已列入失窃物品清单中。
有关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大粒宝石的情况记在对珠宝匠克贝尔的审讯记录里。现把记录摘要附上。
莫斯科市刑事侦察局一级侦察员苏霍夫
审讯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记录
克贝尔公民在获悉这起案件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后，向世界无产阶级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宣誓，他讲的句句是真话。
苏霍夫（以下简称苏）：在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物品清单里记载着许多宝石和珍珠的名称，如“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三少年”、“圣母泪”、“苦行僧”等等。为什么它们都有名称并分别列入清单呢？
克贝尔（以下简称克）：这是很久以来的习惯做法，那些美丽异常、体积硕大、品质最优良的宝石都要给一个名称或别名。
苏：你说过，你能辨认出在法衣圣器室里保藏的重量在十克拉以上的每一块宝石。
克：是的，我是说过。
苏；体积同样大小的宝石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克：其区别犹如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性格、外貌、身材、气质和神情都各自不同。在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在世上也找不出两块完全一样的钻石，绿宝石或红宝石。你总是能认出自己的熟人，而我能认出经过我手的宝石。
苏；这是开玩笑。
克：说实话，你错了。我的还是严肃的，也只有这样讲。非洲金刚石与印度金刚石相比，表层光泽发黄；而印度的同南美的相比——光彩又各不同。即使重量完全相等的金刚石，又是在同一地点找到的，彼此也不完全一样。它们各有千秋。如果把它们放进黑屋子里，就会闪光，一颗能持续发光四十分钟，而另一颗——整整一个小时；一颗能为玉器琢磨匠争得荣誉，而另一颗则使其蒙受耻辱。琢磨工匠的技艺，琢磨时用的原料和式样能完全相同吗？一颗钻石，可以琢磨成阿姆斯特丹的蔷薇、玫瑰，或被制成原型标本以及其他物体。请相信我说的话，没有，也不可能有两项一模一样的宝石。
苏：法衣圣器室里有名称的宝石都是什么样的？请您讲一讲。
克：印度教徒划分钻石如同划分人一样，分等级、最高等级；婆罗门——象水一样洁净的无色宝石；然后是武士——表层带有红色的钻石；其次——浅绿色、灰色……但是大红色，颜色如同鸽子血的钻石甚至比“婆罗门”还名贵。印度教徒认为，有这种颜色的钻石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