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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艾沙，”那个人向我点头行札，“我叫艾沙·奇利穆。也许听说过吧？”
“很遗憾，没有这种荣幸。”
“在克拉斯科沃人人都知道我。”艾沙吹嘘道。
“全镇子唯一的和最有声望的台球管理员。”博林应和道。
最后查明，我们掌握的有关死者的材料很不全面。原来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不仅是个走运的窃贼，而且是个技艺超群的台球手。戈沙证实说，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在镇子里使用这个名宇）打台球时从未有过清杯的情况，他的打球技巧使克拉斯科沃最好的台球手都赞叹不已。
“戈沙在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自杀前不久，曾在莫斯科见过他。”博林打断了台球管理员的话。
“是的，”戈沙肯定道。
“如果我没有弄错，是在尼古拉耶夫车站戒酒协会的茶室里吧？”
“是的，”戈沙又一次证实道，“是在喝茶的时候。”
“不是他一个人吧？”
“两个人。”
“请详细说一说那伙先生的相貌特征。”博林和蔼地提出了要求。
戈沙所描述的那个人，对我，对博林都是很熟悉的……
“彼得·彼得洛维奇，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听了台球管理员的叙述后，我说道。
“指的哪方面？”
“当然是说克拉斯科沃的空气对我们大为有益。”
“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却错了，”他说，“好象不仅是一些‘油漆匠’参加了这场游戏……我们对西特洛夫卡采取什么措施呢？”
“等着我们把它彻底屏弃。你那个‘翻了身的镀锡工人’是怎么说的？”
“‘生活里什么都可能发生，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博林援引了赫沃西科夫的话。
很快我们就把西特洛夫卡屏弃了……
二
关于首都将迁往莫斯科的消息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但是城里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知道人民委员们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拟迁抵莫斯科，苏维埃机关将迁出彼得格勒。报纸刊登了因公征用“民族”饭店的消息。过去饭店的房间被拉宾、米哈依洛夫、克列斯托夫的商店和美国纽约银行分行以及不列颠俱乐部占用。报上还刊载了关于解除“殖民地所属国”租用权的消息。
关于苏维埃政府搬迁的消息成了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一场新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信号，这场风暴比过去的更为凶猛。
检查机关查禁了一些文章，编辑们抱怨布尔什维克限制了思想自由。我认为，某些文章和报社编辑部对布尔什维克肆意谩骂、攻击，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猖狂污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攻击工农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污蔑工农政权篡夺了立宪会议的权力。在《俄罗斯新闻》上有一个隐瞒自己真实姓名的人，论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创社会主义是本末倒置，而列宁主义是穷大兵们的思想体系。他写道：“赶快把别人咬死，免得他把你吞掉——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法则，也是唯一没有张贴在墙上的法令。但是它却在人民失去理智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津津乐道地描述了蒙受“莫大耻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和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以及布尔什维克本身的矛盾；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全莫斯科”的，也许是全俄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起义。
确实，在我拜访无政府大厦的前夜，雷恰洛夫估计可能发生的事逐渐成为现实。黑卫军的武装力量在二月底到三月上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私宅，其势力范围呈环状，向位于市中心的苏维埃机关逼近。从市内各个地方把武器运往被占领的私宅，武器中有轻重机枪。据我方情报，在无政府大厦里安装了两门大炮，其中一门好象是炮闩坏了。
刊登在《无政府主义报》上的文章越来越放肆。这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公开号召发动“第三次社会革命”。
“人民清楚地记得，不久前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提出的口号：‘夺回被夺去的东西！’”来自德米特罗夫卡的思想家们煽动道，“人民不能也不想再等待了。请问，俄国的优秀儿子们为什么要死在监狱里和苦刑之中呢？请问，工人阶级和勤劳的农民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流血牺牲？！不要工人阶级政权，不要收归国有化，立即把工厂交给在那里劳动的工人们管理！不要骑在人民头上的工农政府，给人民以脱离任何政府和任何政权的绝对自由！
“不要可耻的投降主义，反对同德国资本家鞲和！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把反对压迫者的战争进行到底！”
立宪会议的议员们重又蠢动起来。旧军官们经常聚会。一些可恶的家伙在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在阿霍特商场。在
饭馆和小食品店里游荡。他们好象是来自被人们忘却的“俄国民众同盟”。“盟员”们从柜子里取出象教堂的神幡似的旗帜和带十字架、沙皇王冠的徽章，他们纵饮无度，大抖威风，跃跃欲试……
就连教会也准备再次向布尔什维克发起攻击。这可以从《教会箴言报》、《东正教朝圣者报》、《教堂与生活》和《神学公报》上刊登的文章中看到。
主教公会圣事理事会仓促地组建了自己的“团”和“师”。
在圣事理事会下面建立了“反迫害东正教委员会”。在莫斯科各教区的圣事理事会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本市各教区合并成以“联盟理事会”为首的“教区联盟”。到处都成立了“宗教团体”，它们都归“全俄教区协会圣事理事会”领导。
战火中过来的教会握有庞大的军队，在南方、西方和乌拉尔地区成百倍或成千倍地在扩充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
一贯喜爱数学的雷恰洛夫对这支部队的人数作了一个估计。
他手里握着一段铅笔头，计算道：“据一九一三年统计。俄国共有二万多男女修道士，七万多男女见习修道士。一共是多少呢？就是说将近十万出家的僧侣。对吧？现在我们再算结婚的牧师。共有四万七千五百个教区，是这样吧？是的。有教区就有牧师、执事、诵经士、领班和圣歌合唱队指挥……让我们以最低数字——每个教区三个人来计算，总数为十四万多……现在加上宗教管理部门的官员、神学教员……这些人不会少于二万……加在一起有多少呢？二十五万多。这是核心，是近卫部队。要知道还有一些‘团体”、‘神幡手联盟’、‘教区协会’和各种‘联盟’，最后就是模范的教区的教民，教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他们……算一算吧，列昂尼德，一百五十万，或是二百万军队，很可能是三百万，我不敢担保。他们之中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莫斯科一一有多少呢？大概六到八万人，假设有十万人吧。你还记得为了保卫教堂而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大游行和在红场上的‘全民’祈祷吗？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呀！的确，教会是有实力的……”
这股力量现在越来越令人忐忑不安，犹如夜间的大火，时而在大都市的这一端，时而又在那一端燃起，掀掉居民身上的被子，迫使他们把胸膛贴在教堂的墙上；到处是基督教徒们的喊叫声，他们正在预言死亡、流血和饥饿……
每天夜里都有人张贴或往邮箱里投送印有八角十字架的传单。传单上印着拯救教堂的祈祷词和告东正教民众书；报道了在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里彼得·斯基彼得洛夫神父被杀害的情况（“他主张用言教去开导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描述了基辅的都主教弗拉基米尔殉教惨死的情景（为了永久地纪念殉教者，在三月份建立了“弗拉基米尔基金会”。而在莫斯科拟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人大厦）。
对于教会珍宝被盗一事，不言而喻，在传单上被大肆渲染一番，并做了各种大胆的推测。
或许用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圣器从日耳曼人那里换来了布列斯特和约？
可以说，吉洪和这些由地下印刷厂印制的传单是没有牵连的：“炮声中的牧首”（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古洪被选为牧首）是不会去散布诸如此类的谰言而沾污自己的名声。
雷恰洛夫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人民委员获悉，传单的书写和散发是由极右派教唆并直接参与的。宗教事务人民委员感到自己在救世主基督教堂里如同在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一样自由自在，他干脆把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请了来。安东尼是个死不改悔的老牌反革命分子，他出身于古老的赫拉波维茨基贵族之家，这个家族曾占有诺伏格罗德省的大片土地、安东尼脱掉了炫目的军官服，穿上了朴素的长袍，他幻想成为新一代的菲拉列特或尼康。可是，时代变了，沙皇的佞臣们需要的不是尼康，而是拉斯普廷①。安东尼一贯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利益，早在一九Ｏ五年他就给沙皇出过主意，要“人民复仇者”（也就是求助于黑帮分子）用私刑处死革命者（“大规模的屠杀，仅在一个月内革命之火就在俄国大地上熄灭”，“……神圣的教会歌曲取代了马赛曲，响彻四方”）。尽管在一九一七年登上牧首宝座的不是他，而是优柔寡断的吉洪——这是安东尼的看法。利欲熏天和顽固的大主教在全俄血腥大屠杀中追不及待地充当了一名刽子手，他不辞辛劳，磨刀霍霍，亲自搭起了断头台……
【 ①拉斯普廷：（1872——1916年）活跃在尼古拉二世的宫庭中的骗子手。他出身于农民，青年时代当过偷马贼。拉斯普廷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人宫庭，并对国家大事起过很大影响，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注】
与安东尼不同，《俄罗斯民众同盟》莫斯科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没有显赫一时的祖先，也没有家族的徽章，据有些人说，他甚至出身于布衣白丁。他在安东尼眼里是个酒鬼和贪财的人。
每逢见到沃斯托尔戈夫时，安东尼总是嫌恶地撇着嘴唇。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年底，两位主教大人交上了朋友，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把他俩联在一起了。
如果说能轻易地把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吓唬住（他们什么都害怕，怕封闭他们的报社）；把那些不识时务、玩弄阴谋的军官逮捕起来；而对无政府主义者，红军部队有力量包围被他们占据的私邸；为制服那些总是醉醺醺的《俄国民众同盟》的盟员们，只要加强民警力量也就够了，可是对付教会的武装力量就困难复杂得多了。三月初，计划选定一个重要场所向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的代表们展览从萨拉托夫省运回来的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井隆重地把约柜转交给圣器室。不久前，在这些约柜里曾保存着基督耶稣的法衣和金银珠宝衣饰，以及圣母玛丽娅的部分金银珠宝衣饰。在这些“全权代表”中，据雷恰洛夫估计，肯定会有安东尼和沃斯托尔戈夫。
尽管盗窃案没有查清，但我并不反对组织这次参观。我明白，应当把围绕失窃圣物所掀起的喧闹压下去，而匿名传单中散布的“布列斯特和约是靠圣器的代价换来的”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