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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了。”鞑靼人回答道。
“看样子,是他。”
“是他,是他。”鞑靼人证实道。
“是找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吗?”那个结实的矮个子冲我问道。
“是找他。”
“我们正等着您。”
在存衣室里他帮我脱了外衣,抖掉落在大衣和帽子上的雪花。
“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在等您,一直在等您。”
我听见大门又响了一声,这是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走进饭馆。
“请……”
跑路人领着我穿过了烟雾和油烟弥漫的窄长大厅。这里人声鼎沸,刀叉叮当作响,嚼东西的吧哒声、尖叫声,有的人打着响嗝,有的人在唱歌。在靠墙角的小舞台上,一个系着花结穿天鹅绒短衫的病态年轻人象钟摆似地摇来晃去——不知是个刚刚学诗的诗人,还是有名气的扒手。这个病态的年轻人挥舞着双手说着什么,由于大厅里过于嘈杂,无法听见他在说什么。
橡皮树下一个胖子正聚精会神地把瓶子里的酒倒在邻坐人的头上,那个人正俯身看旁边人的盘子。
两个家伙互相扯着领口,对骂起来;一群抹着红嘴唇,涂眼眶的年轻姑娘倚靠在墙上,装腔作势地嘿嘿窃笑;从西特洛夫卡来的一个衣衫褴楼的人为了让大伙开心,用牙嚼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有个脸色腓红、声音沙哑的人拍打着他的后背,高声喊道:“吃下去,朋友,由我付钱!”
一个穿着不带肩章的旧军官服的秃头男人,叉开两腿,不停地用舌头弹出“得儿、得儿!”的声音。他装做一匹马,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姑娘跳上他的膝头,而在另一个膝头上已坐着一个烫发的胖妇人,她两手紧紧地抓着桌沿,身子晃个不停。看来,这匹马已疾驰了一阵子,军官的秃脑门上冒出大滴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得儿,得儿……”
军官挡住了通道,鞑靼人使劲一挤,坐着三个人的椅子被推到一旁。
“醉猪!”
军官竟没有被推倒在地,他抬起头,出乎意外地用清醒的声音感伤地说:“那边是德国人,这里是鞑靼人……”
“可别惹阿赫默德,别金卡!他会把你打扁的。”胖女人搂着他的脖子说。
“呸!醉猪!”鞑靼人朝地上啐了一口。
他默默地带着我穿过餐厅朝厨房走去。厨房里头戴脏尖顶帽的厨师在冒着火舌的炉灶旁忙来忙去,热得满脸通红。他一句话也没说,用手指了指低矮的小门。我们走进了一条半明半暗的走廊,然后拐了两个弯,鞑靼人打开一扇包着毡子的门,撩起沉重的门帘。
“领来了,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
“很好!欢迎、欢迎!”
房间里只点了两三支蜡烛,暗淡的烛光照在这个满脸花白胡子的粗壮人的脸上。他坐在桌旁的长条凳上,桌子上没有铺桌布,摆着几瓶啤酒,还有一瓶伏特加,有啤酒杯和高脚杯,平盘里盛着几样下酒菜。
马霍夫用手按着桌面,不慌不忙地欠了欠身,看了我一眼。然后,浓眉下的那双眼睛紧盯着我皮夹克口袋里的白朗宁手枪。他笑了。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为什么还带手枪呢?”
“这是习惯,尼基塔·阿夫呈坎诺维奇。”
“是这样,习惯,当然是习惯啦。但是在这儿手枪没有用,也不喜欢手枪——来不及开枪,就干掉了。尽管这里的人连马都能杀死,但还是喜欢静悄悄地干掉,不开枪……”他富有表情地把手朝脖子上一抹,然后换成拳头,向上一扬,“就这样!”他摸着胡子笑了。
身后响了一声,我转过头,看见鞑靼人的身子微微前倾,站在卷起来的门帘旁,一动也不动。他身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两眼眯成一条缝,嘴角露出信然自得的笑容。鞑靼人正用手理一团丝绳。
坐在桌旁的留胡子的强盗只要使个眼色,绳子就套在脖子上,绳子越勒越紧、既挣不断,也逃脱不了……不用开枪,没有响声,只有垂死的嘶哑喊叫,偷偷地干掉了……
有人喝酒取乐,有人用绞索开心……
“这是什么?也是习惯吗?”我用头点了点鞑靼人。
“看来是这样。你有手枪,我有阿赫默德。”
他毗着大牙笑道:“好汉!没说的,是条好汉!”
每一个爱取笑的人都乐于别人接受自己的玩笑,马霍夫也不例外,连鞑靼人也瞅着我们俩笑了。
“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马霍夫说完,给杯子斟满了酒。“同爽快人在一起聊天是件乐事。去吧,阿赫默德!”他朝鞑靼人点了点头,“要好好招待刑警局的同志们,就是陪同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一起来的那几个人。把他们带到上面去——在那里他们会感到更放心,舒服一些,在下面他们不能开怀畅饮……记在我的帐上。只是别灌醉了——公务在身嘛。”
看来,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器重这个大胡子是有道理的。他的刑侦工作干得比我们强……
鞑靼人不声不响地走了,顺手放下了门帘。
“保镖吗?”
“按我们的说法,叫跑堂,只是打扮得讲究一些……这样的跑堂,一拳能打死人。”
“或是掐死。”
“或是掐死。”他同意我的说法,咧开嘴笑了。“鞑靼人有个缺陷,就是没有灵魂。”
聊天归聊天,案件总归是案件。谢苗“同志”请他帮忙,他答应了。出于对苏维埃政权、我本人和东正教(不管怎么说,是“上帝的未婚妻”的财产被窃了)的尊敬,他要亲手抓获那个藐视上帝和工农法律的家伙。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自信他的这种好意不仅是对上帝表示的,而且也是对苏维埃政权。善会有善报。可是,对马霍夫是不适用的。在希瓦城有形形色色的人,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有许多同志和朋友,他给过许多人好处,可是很显然,他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于是就有了敌人。我应当明白这一点……
正如我已从廖沙和普什卡那里得知的,法衣圣器室确实不是他们的人“偷”的——这种大不敬的亵渎神灵的行为是他,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绝不能同意的,而是萨拉托夫之流干的。姓名吗?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知道偷来的东西存放在萨拉托夫的一个销赃贩子家里。那个销赃贩子很早以前曾经光顾过西特洛夫卡,只是输了个净光,没良心的恶魔……
马霍夫不慌不忙地说着,浓眉下的一双阴沉的眼睛凝视着我。他说得很坦率——如同在忏悔!
当时,我把西特洛夫卡市场的“第一部长”的这种感人的坦率归结为受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影响。不久,我明白过来,是我搞错了。无政府主义分子还没有那样的本事。只要希瓦城存在,就将继续保留自己古老的盗窃习惯。至于马霍夫,他同往常一样,在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而行动。他的开诚布公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绞索”。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把统索交给阿赫默德,而是托付我来执行。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想借助莫斯科刑侦局的手“扼死”自己在萨拉托夫的老对手及其同伙。
我们分手时,畏神的强盗做了一个高姿态——把两颗法衣圣器室的珍珠交还给了我。这就是他(谁能没有过错呢?)送给莉扎·捷沙克的那两颗珍珠。(过了几天,克贝尔辨认出,是仿造得很精致的假货。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的禀性难改!)
还是那个阿赫默德把我送了出来。这一次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走廊,穿过饭馆的正厅。鞑靼人既殷勤又客气,彬彬有礼地递给我大衣,掸掉大衣上看不见的细绒毛。他深深鞠了一躬,上等人家的仆人也不过如此!祝我们一路平安。
“也许,还会见面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是安拉的旨意……”
我走出饭馆来到大街上,深深吸了一口冷空气,用于揉了揉喉咙。我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很厚的毛围巾……我解下围巾,塞进大衣口袋,我又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第二天,我们用电报通知萨拉托夫方面并派博林、沃尔任宁和赫沃西科夫前往。
通知
绝密
你们已从前次收到的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彼得格勒通讯社的报道和莫斯科刑侦局的通知中获悉,在莫斯科发生了一起盗窃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珍宝的案件。
经侦察,我们已获得有关盗窃分子和窝主的情报。
情报证实,罪犯系萨拉托夫省萨拉托夫县莓林村居民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康斯坦丁和德米特里,均为惯窃。
康斯坦丁·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又名波利卡尔普·伊万诺夫、康斯坦丁·萨韦利耶夫、菲利普·约尔。金),一八八二年生。中等个头,窄肩膀,头发稀疏,淡褐色,头向右肩歪斜,鼻子扁平肥大,步态蹒跚,迈着“海员步”(青年时代曾在伏尔加河上当过水手),胸部有纹身。在刑事犯中以绰号“水手”和“瘦高条儿”闻名。
他曾四次被判处犯有盗窃罪。二月革命前,曾在狱内服刑,临时政府宣布大赦后,来到了莫斯科。不久,他又到了萨拉托夫,在萨拉托夫的住址尚未查清。
德米特里·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又名德米特里·菲立蒙诺夫)一八八九年生。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相貌特征不详。
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六年,他曾在黑水湾码头当装卸工,在莫尔尚斯克一塞兹兰斯克和唐波夫一萨拉托夫铁路工段附属工广望当搬运工。后来在萨拉托夫“伏尔加钎夫”饭店当过伙计,在街上卖过香烟,在“萨拉托夫之页”报社编辑部当过信差。曾被拘留过几次,一九○八年后曾两次被指控犯有盗窃罪(其中一次是同兄一起作案)
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在萨拉托夫的住址亦不明。
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盗窃案的组织者和被窃珍宝的窝主是在萨拉托夫市涅梅茨大街经营殖民地商品(指可可、咖啡、香料等)的店主、三等商人萨韦利·费拉蓬托维奇·布罗温。
经查,布罗温的其姓为丘尔金。
萨韦利·尼古拉耶维奇·丘尔金生于一八七○年或一八七五年,出身于小市民阶层。一九一五年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西特洛夫卡市场开了一爿化学制品杂货店,但其主要收而入不是依靠做生意。而是收购和倒卖赃物。
一九一五年初,他因收购赃物,曾被取保候审。后来丘尔金弄到一张假证明,瞒过了警察局,而后就搬到萨拉托夫居住,改名布罗温。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丘尔金,即布罗温,趁在莫助科逗留之机让惯窃米什卡·穆霍莫尔去偷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穆霍莫尔现住在普斯科夫)。米什卡·穆霍莫尔曾表示同意。但是没过几天,米什卡就因参与盗窃库兹涅茨桥珠宝店而被捕。此时,丘尔金,即布罗温,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而他伙同弟弟德米特里一起去作案。
据莫斯科刑事侦察局获得的情报,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把珍宝送到一个尚未查明的地方后;曾企图把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