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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对亲兄弟……”黑卫军没有讲完巴枯宁传记中的又一段话，就从肩上卸下了步枪，野蛮地大喊道，“我毙了你这个混蛋！”
就在这一瞬间，苏霍夫抓住他的左胳膊用力向后扭。而我把白朗宁手枪顶在他的肚子上，命令他扔下枪。
“听着！快扔下！”
他松手扔下了步枪，步枪呼地一声摔在马路的鹅卵石路面上。
“你们听着，我要开枪了！”哨兵吓唬道，但他都没有胆量从肩上摘下步枪。
我看见从斯特拉斯特修道院大墙后面闪出一个标致的男人，他戴着黑色宽边帽子，穿着时髦的紧身大衣。这是无政府大厦卫队长的助手，原杂技演员季马·李图斯，大家都叫他的绰号“小姐”。看来，李图斯饶有兴趣地从头到尾欣赏了这场戏。现在大幕已落了下来，该轮到他出场了。
“误会，不必动刀动枪，亲爱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李图斯说着，急忙走到我们面前，伸开双臂向我们问好，就象要拥抱我们三个似的。“他动火，你们也动了火……怎么想的？受什么思想指导？为了什么呢？”李图斯从马路上拣起步枪，递给了气呼呼的士兵。“接住！给你枪是用来同革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是这样吗，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若处在你的位置上，李图斯，至少要表示一下歉意。”
“那很好，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李图斯富于感情地说，“请原谅我们这个冒失的同志，请原谅！这位同志在革命流血事件中曾三次负伤，他已认识到自己错了……认识到了吧？”他问那个士兵。士兵含混地嘟哝了一句。“听见了吧？他认识到了。既然这样，就带上自己的烧火棍，离开这儿吧！”他向黑卫军下命令道。“而你们，同志们，如蒙不弃，让我亲自护送你们，待如上宾。误会解除了。刀枪入库，姑娘们梳洗打扮，当兵的去玩纸牌……生活多美好！……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你那支白朗宁手枪是哪国造的。”
“比利时，”我说，被他那无休止的饶舌弄得头昏脑涨。
李图斯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真是好家伙！革命者最需要这种武器。一九一七年我就用这种白胡宁手枪朝帝俄的卫士们开过火。请原谅，我比喻的可能不恰当，就象打沙鸡一样，七颗子弹——七个卫士。干的漂亮，但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是个软心肠的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直到如今，每天夜里都做恶梦：血、尸体、呻吟……是的，人的生命，即使是卫士们的生命。也仍是最为宝贵的。我和你被造就出来可不是为了去开枪对射。既使有了比利时的白朗宁手枪，也不该去枪杀无辜的同类——精神病患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失眠的人……顺便问一句，你认识医治精神病的医生吗？”
“我甚至能帮你搞到一个单间病房。”我有把握地说。
“门锁结实吗？”李图斯笑了，“我对你非常信任和尊重。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请……”李图斯朝站在无政府大厦入口处的哨兵使了个眼色，为我们推开了门。
平时无政府大厦象个喧闹的蜂箱，这一次却静得出奇。在一层楼设有联盟会议秘书处、宣传部、黑卫军司令部、阅览室和出版社，房间里空无一人，阅览室里也仅有几个人，在前厅站着一群黑卫军士兵。
李图斯找到了格雷兹洛夫，并把他带来见我们。
格雷兹洛夫显得比平时更忧郁，他头也不抬，对自己的助手说：“李图斯同志，你去吧，去把巡逻队整顿一下，安排好，告诉他们，无政府主义也讲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不能再发生流氓闹事了，李图斯。”
“再不会发生那种事了，”季马·李图斯保证道，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口上，“你了解那个摔跤运动员，他是个疯子，甚至无缘无故就咬同班同学一口。”
我等格雷兹洛夫提起巴里案件，这起案子同他有直接关系，但他只字不提。他默默地把我们领进一间小会客室。在征用了这所私邸后，就把联盟的宣传部设在这儿了。克鲁鲍特金的门徒把会客室搞得象藏书室：房间里摆满了书柜，书架上摆着普鲁东、马科斯·施蒂聂尔、巴枯宁、克鲁鲍特金、沃尔斯基、阿德列尔、博罗沃依和普罗费兰索夫的著作。在靠近窗户的长桌上放着许多合订本，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之声》、《海燕》和哈尔科夫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在一大堆书中，有一本封皮特别鲜艳的小册子，这是莫斯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的作品，书名是《为什么？或农人是怎样站到了无政府主义这一边》。墙上，在前主人留下的两个顽皮的酒神中间挂着一张由联盟的另一位领袖列昂·切尔内绘制的俄国未来体制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委员会被“联合大会”所替代，替代各委员部的是“协议院”；有“外交协议院”、“军事海洋事务协议院”、“教育协议院”……
“宣传部的同志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向格雷兹洛夫。
“开大会去了。”
“我们事先同什捷伦约好了会面。”
“稍等一下，什捷伦同志就来见你们。”他说，并建议我们，“你们随便找点什么读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请你们喝上一杯。我们现在把印刷厂的仓库改成了地下酒窖，因为小伙子们找到了许多酒。”
“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坏呀！”苏霍夫嘲笑道。而我却关切地问；“还要凭票往下发吗？”
“我们准备送到野战医院去，供为了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享用。”格雷兹洛夫以忧郁的表情对我解释道。
“帕维尔，你喜欢香槟酒吗？”我问苏霍夫。
“我不喝酒。”
“听见了吧，我的同志不喝酒，只好谢绝了。是在二楼开大会吗？”
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第一次抬起了头。他的一双眼晴既浑浊又深沉。从前我见过一个在屠宰场干活的工人，就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那个工人是屠宰行业的能手，一锤子就能敲碎母牛或公牛的颅骨，主人非常看重这种人。
“跟往常一样，大会在天蓝色大厅举行。”格雷兹洛夫不大情愿地说道。
“那么，我们就去那儿。你不反对吧？”
苏霍夫惊异地望着我。他不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个怪念头。
“想去参加大会，那就请吧！”格雷兹洛夫说，“我们这儿用不着通行证，也没有代表证，自由参加。”
四
宽敞的大厅先前是莫斯科商人举行舞会和宴会的地方，此时散发着几百人的汗臭味。人们有的坐在沙发椅子上，有的坐在临时搬的凳子上。通路被堵死了，我们只好站在门口——再往前挤不动了。
据我判断，莫斯科各小组和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都出席了大会，其中也有“独立大队”，它不是联盟的成员，也不承认联盟，因为“联盟做为一种机构限制了革命者的人身自由”。
主席台后面的墙上交叉地挂着黑旗。在主席团就座的有：患肺结核的奥尔尚斯基，医生已断定他活不久了，可是为了气气资产阶级，他偏要活到世界革命来临的那一天；“刻不容缓”者的首领涅沃林，后来成了马赫诺分子（一年后我在彼得格勒碰见了他，他是以“面包专列”指挥的身份到彼得格勒来的，在列车的车厢上写着：“马赫诺老爷子把面包送给正在挨饿的彼得堡无产者”）；“大学生小组”的头头，美男子察尔斯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加斯捷夫，后来他做为苏联劳动学术组织的奠基人载入史册；还有紧挨着“独立大队”领导人坐着的是一个头发梳得光滑，模样可亲的女人，这是来自沃罗涅什的女客玛丽娜·尼基福洛娃，就是她的匪帮后来采用恐怖手段骚扰了乌克兰的城市和村庄。
我无论在主席团里，还是在大厅里都没有看见“老爷子”，萝扎·什捷伦和克鲁鲍特金的门徒。工人很少，仅有几十个人。可是、大会却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分看重莫斯科联盟的作用和影响。把无政府主义者看成一种可以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还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兆，体现了以普加乔夫为先驱的俄国农民的愿望，它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任何权力，但是对土地的要求例外，因而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未来。
某些人期望黑卫军能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对抗。主张立宪，尤其是对君主立宪格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极左派”吓倒。卡尔塔绍夫教授在同我谈话时曾说。地球是圆的，如果从左边走太远，那么就从右边过去……
卡尔塔绍夫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教授坐在大厅的中央，身边坐着一个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的好学的美国人，显然，他绝不会放过在于政府大厦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从手势看，教授正在向他解释什么。我看见，坐在美术理论家身后的是一个头发花白，不讲究衣着，手持长柄眼镜的太太。她的相貌我觉得似曾相识，对了，这肯定是莉扎·捷沙克。美国人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宝贝呢！俄国的废止主义者，她从生下来直到暮年都在西特洛夫卡市场上混，是英国人约翰逊·布特列尔的狂热追求者）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卖淫自由的斗争。看样子，美国人很了解上个世纪末轰动一时的英国妓女去国会请愿的新闻，可他未必能想到，紧挨着他坐的这个女人是莫斯科妓院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的组织者……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何时起莉扎·捷沙克也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好感呢？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而苏霍夫低声骂了一句：“狗崽子，别得意！”
他骂的是正在演讲的联盟书记。
“革命理论工作者的争论不在于援引名著，寻找论据和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历史。”演说者提高了嗓门，越说越激动，“历史，才是一切理论和体系的最公平的审判官。”他高高举起双手，好象要把历史召进大厅并无拘束地同出席大会的人聊天。“让我们回顾几十年前的历史，当时马克思确信，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巴枯宁不同意这种论点。马克思确信，世界革命的旗帜将由德国的无产阶级举起，巴枯宁也反对。巴枯宁写道：‘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时，要说：‘我是自由人’。德国人会说：‘我是奴隶，然而我的皇帝比世界上所有的帝王都强大。德国的士兵扼杀我，他也在扼杀你们所有的人。’巴枯宁写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尚，德国人倾向于国家强权。’而现在，一九一八年的二月，我问你们，无私无畏的勇士们：谁正确——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谁是世界革命的先知者——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演说者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口哨声、狂叫声中，几百只脚在地板上跺着。
莉扎·捷沙克从座位上跳起来，挥动着长柄眼镜，尖声地喊叫着什么。场内椅子吱嘎作响，板凳乱扔。对猛然迸发出的狂热感到满意的演讲者等着喧闹停息，然后挥动着胳膊，好象在指挥乐队，继续说道：“国家组织这个祭坛—一正是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