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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也许估价人会估四千万。”我用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霍夫笑了，可雷恰洛夫不动声色。他又提了一些问题，使我头痛的是，他提到了在梅斯梅尔和克贝尔那儿发现的那些清单。我只能耸耸双肩，因为那些清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波诺马赫的披肩’……”雷恰洛夫数落着。
突然，他转过脸去冲着正在摆弄皮烟袋的帕维尔，他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
“怎么，想吸烟了吗？到走廊里去吸一只吧。”
苏霍夫难为情地说：“不着急，雷恰洛夫同志。”
“干吗要折磨自己，去吸一口吧。如果有急事，我们会叫你。”
从雷恰洛夫执意要苏霍夫出去吸烟上看，他是想跟我单独谈一谈、但出乎我意外的是，谈的竟是有关今天在无政府主义大厦举行的大会……
“一定要到大会去一趟，”苏霍夫刚把门关上，雷恰洛夫就开口道，“去听听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口才。”
“是为了自修吗？”
“为什么不去听听呢？很有意思。我真想去听听，很遗憾，没有时间。”
我觉得，正是为了这件事雷恰洛夫才把我叫来的。他竟如此看重在无政府主义大厦里举行的例会，真令我吃惊。
我始终对无政府主义分子持怀疑态度。与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相比，当时我还不认为他们是一支实际的力量。
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极少。姑且不去讲他们的政治概念是多么幼稚，甚至不能把他们称为一个政党。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政党要有组织机构、纪律、共同纲领，而无政府主义者什么都不要。他们的联盟、协会、团体、小组都没有领导中心，谁也不服从谁。思想上的混乱更加深了组织上的涣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又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批评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就是在同一政治派别的追随者中也各持有不同的世界观。有的是我们的敌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些人却在保卫她。例如：参加攻击冬宫的水兵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什的哥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士匪，在同红军部队的作战中被击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沃林成了马赫诺［马赫诺匪帮是由一些刑事罪犯，冒险分子和富农拼凑起来的。他们的活动是酗酒、掠夺、残杀和摧残共产党员。马赫诺匪帮于1921年彼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领导下的苏联军队所消灭。——译者注］帮的思想鼓动者，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前头头伊万诺夫一沃兹涅夫斯基·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后来变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后又成了作家。一九一九年彼得·索博列夫策划炸毁苏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员会，而在同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持基斯洛沃德斯克市契卡委员会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格却遭受邓尼金匪帮的野蛮杀害……
“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问雷恰洛夫。
“对一切，”他说，“对战争的态度，对我们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些顾不上了，应当把这一段空白填补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联盟中头脑发热的人物太多了，而这些人又企图我们的困难。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的进犯，就同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政权动摇了，这是‘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良机。”
“你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群唐吉柯德了。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反驳道。
“为什么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你要注意，莫斯科有一部分工人是出自小资产阶级、过去的小官吏、中学生、大学生、家庭手工业主、游民……他们都进入了这个行列。无政府主义者有社会基础，况且口号提得也得人心：‘打倒国家和一切侵犯人身的暴力！’，‘立即实现按需分配！’‘把工厂归还劳动的工人群众！’。至于你那个比喻……列昂尼德，唐吉柯德除了头上的盔甲和手中的长矛外，一无所有，而莫斯科的唐吉柯德们握有几百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他们又住在城市最中心，不是在风车磨房的附近。一旦闹事，他们可以攻击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德累斯登’饭店。也可以攻击莫斯科省军区委员部……”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冒险行径等于自我灭亡。”我说。
“目前是这样。”雷恰洛夫同意我的看法。
“现在我们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击溃。但你要往前看，谁能料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后，局势会如何变化。现在我们要把六千名志愿兵送上前线。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再把几千名士兵和赤卫队员送上前线呢？”
我谈了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也谈了各小组之间的分歧。
“此外，”我说，“无法把黑卫军团攥成—个拳头，要把黑卫军的各战斗队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具有战斗力的整体，就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做大量的织织工作。”
“是这样，”雷恰洛夫点了点头，“但是，列昂尼德，他们已经着手做这项工作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消息。“是的，的确已着手做了，”雷恰洛夫重又肯定道，“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部武装力量正在准备彻底改组。在联盟下面建立军事委员会，分设训练、技术、救护和情报等部门。委员会指挥各区的黑卫军司令部，取代临时性的战斗队而成为常设机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经费，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肯定能找到钱……此外，还筹备召开各派无政府主义者全俄大会。将会有什么结果，还不清楚，但是应当估计到各种可能。所以要去听听他们的演讲。当然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全部摊牌，但是偶尔也会有疏忽。至于法衣多器室，我想，巴里一案给他们鼓了劲儿，这么多的流言蜚语，说现在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的刑事犯太多了。再发生一次骚乱算不了什么，还有格雷兹洛夫……萝扎·什捷伦……当然，伤了她的面子吧？”
“那还用问。当你的那个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陷入刑事案件时，是不会高兴的。你擅长把这些滑头改造成革命的勇士。我想，还有更多的伤心事在等着她。”
“不管怎么说，不该攻击漂亮的女人。”雷恰洛夫笑了，“漂亮的女人太少了。”
“你认为萝扎是女人吗？”
“噢，”他叹了一口气，“我认为。她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迷人的女人。如果在她的影响下，西特洛夫卡的所有‘能干的年轻人’都开始规矩的生活，我也并不觉得惊奇。你对萝扎抱有成见还是过去流放时形成的吧！”
等得不耐烦的帕维尔把办公室的门推开一条小缝，他惊异地望着雷恰洛夫：他还从未见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露过笑脸。
三
无政府大厦位于斯特拉斯特女修道院的旁边。
当天被任命为无政府大厦卫队长的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绰号斗士费季卡）郑重地拜会了斯特拉斯特女修道院。格雷兹洛夫在对女修道院长讲清楚革命时期的全部要求后，说要在修道院内找地方存放文物和从剥削分子那儿没收来的财物。这些财物将分散发给穷人。今后也完全有可能，将在这儿开办投掷训练班。格雷兹洛夫认为，修道院花园的自然条件最适合进行爆炸技术的训练。至于女修道士们，联盟出于保卫个人的人身自由，不想强求她们，但仍然建议召开会修道院群众大会，建立自由的和劳动的“革命女修道士”公社。
“走吧，我不想见你，”女修道院长低声说，并对着格雷兹洛夫画了个十字。
但是，令她惊异的是，这个屁股上带着两支柯尔特式手枪的恶魔竟然对十字祝福毫无反应。
傍晚在修道院的食堂里举行的“我们的光辉目标——全球的无政府”专题演讲之后，举行了擅长演唱吉普赛抒情歌曲的莫斯科著名女演员哪斯嘉·克鲁格利柯娃的独唱音乐会。我听别人说，无论是演讲，还是音乐会都获得巨大成功。他们用装甲车把女演员送回了家，并把一件没收来的貂皮披肩送给了她。
倍受感动的女歌唱家宣布，她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贡献给革命，并早就打算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小组了。
修道院的大墙被联盟的宣传部门占用，用斗大的字母写上了克鲁鲍特金的一段名言：”让每个人都从公物中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请相信，在我们各个城市的粮仓里存有足够的食物，以供全世界食用到宣布生产自由的那一天；有足够的衣服，使人人有衣穿，连奢侈品也够全世界享用。”
在苏维埃政权被迫使用机枪对付抢劫暴行的那些日子里，这段写在最显眼处的名言，起到了煽动作用。由于雷恰洛夫下令，这段引文才被涂盖了。可是现在，它又恢复了。在克鲁鲍特金的这段名言旁贴满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告示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和团体的宣言。我和苏霍夫还有时间，于是决定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墙头文学”。
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载满箱子的雪橇驶进了修道院的大门，箱子上面盖着帆布。一个留着小胡子，戴无沿帽，穿哈尔科夫短皮袄的水兵用鞭子赶着马和冲着哨兵喊叫。两个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好奇地朝敞开的大门望了望，从我们身边走过，向戏院售票处走去。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苏霍夫对我说，“听说巴枯宁为了让乡下人起来造反，就鞭打他们，这是真的吗？”
帕维尔的知识面太窄了，而遇到的事也太多了：康斯坦丁诺波尔·约安·兹拉托乌斯大主教，宝石，还有暴乱分子的大头目米哈依尔·巴枯宁。
“不是的，巴枯宁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他认为，如果挨鞭子是有道理的话，那就去鞭打，这只会给农民带来好处。总之，他在一封信里劝弟弟尼古拉不要排除体罚。他说，不管伤心与否，在目前不用体罚，就对付不了俄国农民……”
“干嘛扯谎，兔崽子！你散布反革命谣言！”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长络腮胡子的矮个士兵，他的羊皮高帽上交叉地束着丝绸黑带。
几个行人停下了脚步，站在修道院大门口的哨兵煽动哇地喊叫着：“揍他俩，瓦夏！”
士兵的身上散发着酒精和莫合烟的味道。
“你是军官？奸细？资产阶级？德国间谍？”他拼命地往我身上扑，想揪住我的胸口。
“别喊了，当兵的，’苏霍夫劝阻道，“干吗瞎嚷嚷？这是民警局的同志。”
可是黑卫军不甘罢休。
“什么民警局！警察局！”他的火气更大了，“我不管是从苏维埃还是从委员会来的，反正都一样。你就是从苏联人民委员会来的，也不敢碰碰巴枯宁同志。（“说的对！瓦夏。”哨兵在给他打气。）我说，你不敢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和米沙·巴枯宁在一九○五年一起流过血！他为救我用自己的胸膛挡住弹片！米沙对我比对亲兄弟……”黑卫军没有讲完巴枯宁传记中的又一段话，就从肩上卸下了步枪，野蛮地大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