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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赫沃西科夫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直到现在还惧怕马霍夫。总而言之，他也好，博林也好，除了建议我等待时机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好主意。如果说，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或者梅斯梅尔“等待时机”尚可获得什么的话，那么，对马霍夫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监视他，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法去监视他。必须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建立一些关系。这时，我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在集市上落户的“无党派者协会”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
可是从何下手呢？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我们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还是彼此相容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把自己军火库中的武器分发给黑卫军［黑色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色，黑卫军即其武装力量。——译者注。］，那么，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关系就冷落了下来，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份，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矛盾。诚然，联盟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奉公守法。譬如说，列昂·乔尔内在同一家报社的记者谈话时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的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根本社会改革时，表现了令人不能理解的迟缓和拖延。因而这才迫使无政府主义者“促进”他们一下。
“实际上，矛盾很深，也是原则性的”——这不是别人，正是克鲁泡特金［１８４２－１９２１，公爵，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２年他在旅居国外时参加了巴枯宁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译者注。］亲口说的。老头子早就不搞实际活动，与联盟断了联系，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才可能说出心里话。他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声明无政府主义现在和未来将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同沙皇，同布尔什维克……无政府者既然反对任何政权，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有所例外。
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中央征用委员会的一切法令（联盟装做承认它的存在），强行侵占商店，把食品和布匹分发给老百姓，征用私人住宅、汽车和仓库。他们把贵族和地主的庄园及其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公社。因此没有他们的参与，屠格涅夫的庄园不会被洗劫一空。毫无疑义，这一切全部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促进”行动迟缓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
当我们提出抗议时，他们恭恭敬敬地听取，并保证无政府主义者不谋求政权，最后还困惑不解地耸耸双肩。
我把打算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寻找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珍宝的想法向雷恰洛夫做了汇报，他持怀疑态度。可是当我把巴里事件讲给他听之后，他笑了。
“看来，这是个办法，或许会搞成。试试好了。”
据我估计，巴里事件完全可能成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暂时合作的基础。这起事件在莫斯科引起过很大反响，而在无政府主义分子中则引起一片惊慌不安。克鲁泡特金就此案给我打过电话，他希望在释放狱中国犯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克鲁泡特金只字不提巴里事件。但是我很清楚，这正是突然看重我这个普通人的奥秘所在。巴里事件象根鱼刺一样便在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咙里，没有我的帮助或者是雷恰洛夫的帮助，无政府主义者就无法拔出这根刺。
这是一桩大丑闻。著名的莫斯科工业家巴里是一个饮酒作乐的家伙．八天前他被绑架。这事发生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当时巴里酒足饭饱后正同令人倾倒的女歌手一道走出“莫斯科自由俱乐部，——前“莫扎伊卡”剧院。在台阶旁停着一辆“代姆列尔”牌小轿车。巴里还没有来得及抬腿，两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汽车。当女歌手明白过来她该干什么时候，是晕倒在地还是喊人救援，汽车已疾驰而去……
绑架犹如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使用氯仿［一种麻醉剂。——译者注。］、戴假面具，不言而喻，还蒙上眼睛。
巴里被带到某个别墅里，一个“脸色苍白、目光紧张的小伙子”用左轮手枪对准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盖着“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莫斯科地下小组”的图章，在一格里写着被绑架者的名字，而在另一格里写着赎金的数目：八十万卢布。巴里掏出钱包，里边仅有五十卢布。“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们狂怒了，但还是收下了这笔钱。然后他们让他写一张两天为期的欠条，共欠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卢布（巴里讨价还价定为三十万）。在欠条上还有这么几行字：“在我获释之际，我做为共和国公民和一个正人君子立下誓言，并已正式警告我，如果拒付和延误交付欠款，将对我和我的全家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直至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
巴里表现出令人羡慕的镇静，这天夜里他照旧在情人家里过夜。可是，再挺不住了，第二天清晨巴里全家逃出，搬进刑侦局……
杜博维茨基着急了，他还没有碰到过如此果断的行动。
“你们，怎么啦，是打算在这儿过夜吗？”他问那位热爱生命的一家之主。
“是的，”巴里干脆地回答道。
“可是明天你们总还得回家呀！”
“回家吗？挨炸弹？”巴里反问道，“不，你错了，明天我们也不离开这儿。”
“你们打算在这儿住多久，一周还是一个月呢？”
“你什么时候抓到强盗，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
“假若我们抓不到罪犯呢？”
巴里对刑侦局局长的宣言没有在意。他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这时搬运工已把皮箱和行李搬进来。
世上杜博维茨基最怕争吵。他决定不能让受到死亡威胁的一家人露宿街头，于是把巴里全家安置在二楼宽敞走廊的尽头处。这里摆上了吊床，桌子和沙发。这使那些搞侦缉的战士们，尤其是住在营房的纠察队的年青战士们过得舒适一些了：这儿有从“莫斯科自由俱乐部”餐厅弄来的食品，而在第一天晚上为庆祝自己的搬迁还备有香槟酒。
喜欢热闹的沃尔住宁对巴里十分关切和同情。他喜欢巴里的处境，也喜欢他如此泰然的态度，他住在刑侦局里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沃尔任宁一有闲空就登上“餐厅”同乔迁的主人聊上一阵子，顺便也同漂亮的侍女闭扯一会儿。我不知道沃尔任宁的殷勤献得如何，用阿尔秋欣那挖苦的话说，他象一只土鹅似的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不过，找到劫持犯的功绩却属于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基正准备同这些吵吵闹闹的房客讲和，但不料就在沃尔任宁查明汽车是温达沃至雷宾斯克的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之后第四天，就抓住了罪犯。
这个犯罪集团共有七个人，首领是一名牙科医生的儿子，一个超龄的中学生，因学习成绩太差被莫斯科第二中学除名。他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
这桩案子纯属刑事案件，因为绑架巴里的这伙人不属于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在搜查其首领的住宅时。刑警偶然注意到了一个留着额发的青年人的照片。这副面孔很熟悉。刑警从墙上摘下了照片，在背面的硬纸板上写着：“我们不再毫无意义地重复那句‘尊重法律’的老话，我们要说：“藐视法律，摆脱一切约束！’‘服从法律’是怯懦和卑鄙的语言，我们要取代的：‘否定一切法律，与其相对抗！”
谢尼亚，要永远、随时记住克鲁泡特金说的话？！
这个中学生叫谢尼亚，而照片上的青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社会革命的无私无畏的好汉”。照片背面是他亲笔写的克鲁泡特金文章中的摘句。
尽管刑警暂时还未彻底查明格雷兹洛夫是否直接参与了策划绑架商人一案，而谢尼亚也避免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案件牵连到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如果报纸转载了调查材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便会处于非常困窘的境地。他们很懂得这一点。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能否在马霍夫这件事上协助我们呢？
我把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叫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如何评价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西特洛夫卡的影响。
博林借口近年来很少接触“希瓦自由城”，因此说得含糊其辞。不过，他觉得对“无党派者协会”和“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在那儿的影响不应忽视，仅管这两个组织不超过一百五十人。赫沃西科夫说，“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的成员彼此抱得很紧，所以集市上的大头目和马霍夫都尽量同他们搞好关系，况且联盟也还没有给他们增添麻烦。
赫沃西科夫走后，博林问我，是不是想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去寻找牧首法衣是器室丢失的珍宝。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有了帆就要利用风。”
“不过，首先应当把帆做好……”
“我们要把它缝制好的。”
“请问，用什么缝制呢？”
“很显然，用帆布。”
就在当天我给萝扎·什捷伦打了个电话并约定了见面时间。不过，“缝制风帆”一事只好推迟了，因为彼得格勒通报说，瓦西里·梅斯梅尔已经启程来莫斯科来了。
莫斯科刑侦局侦察员帕·沃·苏霍夫赴彼得格勒的出差报告
我在出差期间对案件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梅斯梅尔·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
由于我在彼得格勒停留时间较短，因此不能亲自去瓦拉姆修道院。但是在彼得格勒民警局同志的帮助下，我已同维博尔克省谢尔多博利县苏维埃取得了联系。
从谢尔多博利县民警局和赤卫队总部获悉：奥·格·梅斯梅尔公民，法名阿法纳西，于一九一二年进入修道院。一九一七年初，受苦行戒律大礼后，就隐居在“先驱者约翰骑士团隐僧修道院”。
在整个期间内，奥·格·梅斯梅尔（阿法纳西）公民没有离开过修道院，然而却与许多人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从所附名单上看出，阿法纳西公民的收信人中有他的父亲、弟弟、表姐、姐夫，以及瓦拉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正是由这位季米特里照管的。
有几位收信人曾单独拜访过阿法纳西公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湖面结冰可以通过时，阿法纳西公民的表姐奥尔加·乌瓦洛娃和弟弟瓦西里·梅斯梅尔公民都曾来过这个小岛。
阿法纳西不喜欢与人交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与教会同行联系。他尽量避免接触来自谢尔多博利和彼得格勒的朝圣者。没有发现越规行为。
2．梅斯梅尔·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我在彼得格勒时，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公民在英格兰大街从布加列夫处租下了两间一套带家俱的房子。住在这儿的多半是旧军官和前国家官吏，有几套房子往着自由职业者。梅斯梅尔于去年十二月从基罗奇大街搬迁到这儿。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之前他曾任皇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