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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是个受苦人哪！鲁花就问：你的那些开车的朋友呢，没一个来帮你？我说：我不需要他们了。鲁花高兴地问：那你找着工作啦？我说：不是，我要走了。鲁花和老板都疑惑地看着我，没再追问了。
晚上，露露来敲我的门，开门后，她从身后拿出一个包来。我请她坐，她笑笑说：我可不敢坐了，影响不好。我给您拿了点儿东西，你可别嫌弃。她从包里掏出半瓶洋酒，放到搁架上，说：喝剩的酒，一千多块呢，您没事喝两口，别得上风湿病。她又把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倒在床上，是各种各样的名牌烟，有半盒的，有整盒的。露露说：我给您攒的，看您平时抽的那烟，连民工都不如，别把肺给抽坏了。我摹地想起我给唐山小伙子带蛋糕的事，眼圈儿就一热。露露说：听鲁花说，您上电视了。上电视了，就快熬出头了吧？我此刻心里好像有很多话，却说不出，只说：快了，快了！露露看看我，就问：老师，您咋啦。我艰难地咽了咽，拍拍她的肩膀说：孩子，我无所谓了，你们才应该早点儿走出去。露露燦然一笑，说：等我爹的眼睛治好了，就快熬出头了。
那夜，我失眠了，眼前怎么也抹不去露露说“就快熬出头了”时，脸上的那种满怀憧憬的神情。
我清醒地知道，我的“那一天”的确马上就要到了。我的房钱就要到期了，我的饭前也已所剩无几。绞索拉紧的日子近在咫尺。在一个庞大的怪物面前，我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完全丧失了主体的资格。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里，我的资产，除了随身用品和衣物之外，马上就要降为“0”。我不知有多少人有过我这样的窘迫。这是无边无涯的、要吞噬掉我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巨大深渊。过去，任何压力都没能使我从心底里放弃过我的信念，但是今天，这个庞然大物却强迫我自己来埋葬自己的理想。
4月17日上午，在两个小时内，我打出一个电话，接到一个电话。这两个电话预示着我的命运马上就要发生转折了。
我给海南公司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一分钟内，我们两个都没有说什么。后来他说：怎么样？不行就回来吧。你的办公室，你的房子都没人动。能回来的话就早点回来，你不在，办公室都乱了套。回来先打个电话，我把路费给你汇去。以后。。。唉，见了面再说吧。
两小时后，我接到《当代物语》主编的一个电话，他说：我们编辑部全体成员都看了《日子》，小年轻的记者，还有我，都特别敬佩您。我决定聘用您，起薪低一点儿，试用三个月，将来再提。您看。。。我没有马上答话。主编又说：您可别误会，我这不是施舍，我是太同情您啦，真不容易！我心里说，不是施舍，是同情，确实是同情啊。我想了想说：多谢，我明天这时候答复您可以吗？主编很高兴：好，我等您的信儿，相信您能干好。
我分别通知了小宋和露露，晚上我在我的房间里请他们吃饭。我去了内蒙餐厅，赊了几个菜，把报纸铺到地上，拿出露露带回的洋酒。晚上两人如约而来，大家席地而坐。两人照例先是互相讥讽一番。我说：今天你们俩停止内战，我就要走了，请你们来聊聊。两人一惊，继之又大喜。小宋说：回海南去当老总？露露说：不是吧？是不是电视台要您？我说：明天才能定下来。不说这个，咱们喝酒，再想和你们聊怕不容易了，想想心里难过。小宋说：难过什么？出去一个算一个，我们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露露斟好了酒，三个人端起了杯。露露看看我，眼里隐约就有闪闪泪光：老师，你看这酒，红得，这是血呀，今儿咱们就自己喝自己的血了！小宋对我说：老总要走了，说点什么吧？我看看两人，心里一阵难过，想调剂一下气氛，就说：我。。。我走后，你们两个要搞好团结。露露忽然放下了酒，望着我说：老师，您真的要走了么？我点点头。露露低下头去，强忍了忍。小宋觉出不对，忙打哈哈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老总要高升。将来我的牛扒城搞起来，我去海南接你来视察。露露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端着酒，颤颤地说：老师，不管您到哪儿，可别。。。可别忘了露露啊！说罢一饮而尽，然后，扑到我的肩上放声痛哭。小宋霎时也红了眼圈儿，自顾揉着眼睛。
待露露情绪平静下来后，小宋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这就是百年的缘分。老总，你要是去海南，我就送你去机场，你要是去电视台，我就送你到电视台大门口。咱们朋友一场，将来还是朋友。我说：将来的事，说不准，有共患难的朋友，难有共富贵的朋友。小宋说：这怎么可能？我富贵了，一准接你回北京来。露露说：老师，差不多您就甭干了，去女儿那儿养老，多好啊！我长叹一声，对露露说：孩子，会唱《杜十娘》吗？露露说：会呀。我说：我最喜欢听《杜十娘》了，老师要走了，你给我唱一个吧。露露乖巧地答应了一声，唱了起来。
“如果你怕冷就对十娘讲，十娘我给你缝衣裳。。。”
此时此刻，小屋里仿佛已是春意融融。露露的歌声婉转轻扬，直入心脾。《杜十娘》那凡俗的亲切的民间小调，在走廊上回荡，在广大无边的春夜里悠悠回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