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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乎。他还喜欢养狗，拿帝国文官戴的进贤冠加在狗头上。天子继而又发明了用四匹驴驾车，比起马车来，这种驴车轻便易驭，天子亲自驾着驴车在商业街上转悠，好不自在。天子“前卫”的举动很快在京师流行了起来，把个驴贩子们弄得乐不可支，因为驴价竟破天荒地超过了马价。
娱乐业的发展需要大笔开支，天子加紧了卖官和征收。但首先得到好处的是中官们，因为各地想要升官的官员们，必须先给中官们回扣，本朝称为“导行费”，才有资格将宝物进呈给天子。为这事，中官吕强多次进谏，天子哪里听得进去。
真是锦上添花，后宫的王美人又为天子生下一子。天子抱在手上，越看越觉得像自己，马上依此意取名为“协”。当天子进而要去看看产妇时，中官悄悄地报告说王美人喝了何皇后送来的贺酒，刚刚死去。天子爆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怒火，喊着要废皇后。中官们哗啦跪下一大片，苦苦地哀求。
天子无奈，只得将新皇子抱给母亲董太后。像民间的婆媳一样，董太后与何皇后也是一对冤家。于是太后决定亲自呵护这个苦命的孩子。天子也怕这个孩子养不大，便依母亲的姓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董侯”。天子想了好几天的王美人，不得排解，便求助于艺术，写了一篇长长而充满感伤情怀的《追德赋》。这篇佳作之所以没能流芳百世，是因为何皇后看了以后，打翻了醋坛子，将天子的大手笔扔到火里，烧得竹简劈啪乱响。
年底，大长秋曹节和中常侍朱？相继病卒。以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一天，远窜在吴越之地的蔡邕，见人用梧桐木烧火做饭，忽然听到烈火中传来会心的一声响，蔡议郎马上从主人的锅膛里抢出了这段木料，回家制成一张琴，刚一弹拨，琴声清亮而又绵长。蔡议郎像找到情人一样不住地抚摸琴身，烈火给这张绝妙好琴的尾部打下了一点烙印。此后，这张琴一直在流传，被称为“焦尾琴”。
蔡议郎抚摸之余，又感慨了起来：
“琴声再美，怕也只能弹奏亡国之音了！”
第四章 太平道
第四章 太平道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汉末民谣
光和六年（183）一开春，天子便下令大赦天下，因为他的心情特别的好。朝中士大夫和中官们的内讧暂时得以缓息；去年秋天，朝廷成功地招抚了叛乱的南方板盾蛮。十月，以杨赐为太尉。年底的时候，天子西狩至函谷关，回京师时经过城南的太学。天子文思大发，在众多的太学生面前即兴作赋，并直接将赋文书写在石碑上，博得太学生们的山呼万岁，天子向他们说了些勉励的套话。在石经面前，他问起自己的老师蔡邕现在何处。臣下们不知所云，天子也只能感慨一番。
天子不知，此时，蔡议郎也正在感慨焦尾琴只能弹奏亡国之音呢。老师的感慨比他这位太不成器的学生的感慨，要意味深长得多。流亡在民间的生活，使蔡议郎多了一个观察帝国政治的角度。他觉得，大将军也好，中官也好，士大夫也好，这么多年的争斗，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处于帝国这棵大树最上层的他们，这些年来兴风作雨，将帝国摇撼得损枝折干、花谢叶败之后，这棵大树的根部――帝国的民众，已经不堪经受如此的动荡。
自孝桓皇帝朝以来，民变频繁，东面的琅琊、南方的蜀郡、荆州、九江、扬州、会稽，乃至迫近京畿的河南等地，先后发生达十五六起之多。其中的一些平而复起，旷日持久。其实，任何帝国都无法将她的恩泽平均地施予自己的子民，加之地方官吏的酷虐，民众的反叛本来就是无可避免的事，招抚之或剿灭之，无妨大局。本朝自孝安皇帝时起，攻杀长吏、占山为寇的民变就已经时有发生，但都是迫于饥荒或者压榨，一时激愤所为，有的则纯粹属于聚众抢劫的盗贼团伙，大都是零星分散且规模较小的孤立之举。可是近年来的民变；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迹象。第一个迹象是：明确地打出了推翻大汉帝国的旗帜，叛乱后自称皇帝者甚多。第二个迹象是：他们似乎普遍地相信一种在民间悄然兴起、与黄帝、老子及神仙方术有关的宗教，比如他们的首领往往自称“黄帝子”、“真人”、“太初皇帝”、“太上皇帝”等等。这说明，大汉已被他的子民们抛弃了，而且，他的子民们正在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联络起来反叛帝国。
这种方式便是宗教，宗教能够赋予人们坚定的信念和超常的狂热，还能赋予人们高效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任何改变历史的时刻，这都是压倒一切物质力量的精神核能。
早在熹平六年（177），当时在司徒任上的太尉杨赐和他的僚属、司徒掾刘陶，同时上书天子，密报了一个异常的情况：有个叫张角的钜鹿人，在民间用念咒和符水为人治病。他认为人有疾病，是因为人犯了道德上的过失或不敬神灵的罪行，所以，除了用这种与神沟通的方式治疗之外，他还让人跪拜忏悔。他自称是“大贤良师”，向民众传播信奉黄帝和老子的“太平道”。据民间谣传，张角法术无边，妙手回春。十几年来，徒众达十万之多，遍及帝国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已成蔓延之势，而州郡守备官员反被其迷惑，认为张角以善道教化百姓，没有危害，甚至还有信奉者。杨赐的上书中，敏锐地指出了张角之所以成气候的原因，在于本朝无法解决的一个大结症：流民问题。
大汉的开国君主高皇帝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帮平民的代表，他们的理想是把土地分给单个的小自耕农家庭，然后由帝国的官吏向他们收取赋税，征用劳役。男耕女织，饱食终日，君民相安，天下太平。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构，在刚刚经过战乱之后，大汉有可能组织起这样的社会，并且有能力统治这样的社会。但是，随着如此庞大的帝国极其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展开，这一简单的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与错乱。人口的增加，土地需要的扩大，商业的开展，剩余资金的投放，社会阶层的升降，帝国行政机构的延伸，加之天灾人祸、对外战争等等，帝国最基层土地的主人不断地更换着。其主要趋向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少数人来自帝国的贵族、官僚、商人、地方豪强、世家大族以及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得到土地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通过买卖，当然，其中不乏巧取豪夺的手段。按说，私有财产的扩大对帝国政府并非一件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财富总数的增加，帝国只要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并且改变税制，就可以重新适应和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帝国无法更变的，即土地是帝国的财产，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土地只有一种合法的分配方法：由政府向农民授田，或者向勋贵们赏赐。一切民间自由进行的土地贸易都是非法的。因此，本朝采取打击土地兼并和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以维持较为原始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从而保证政府能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和道德教条统治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正因为如此，帝国的政策开始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土地的兼并者，一方面不能向国家公布他的土地数目；一方面，他也就无法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向国家交纳相应的赋税；同时，他也不会保障原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帝国既无法律肯定臣民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臣民们也就无法向帝国尽自己的义务。可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降临到了丧失土地的农民身上，没有了土地，他无法承担政府规定的赋税，他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成为土地新主人的雇佣；二是离开家园，成为流民，而这两种出路，都是以放弃自己的公民身分为代价的。他们的梦想有两个，一是最现实的：吃饱肚子，穿上衣服；一是最不现实的：生活在一个比大汉的社会还要好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仍然用大汉君臣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太平”来形容，但必须绝对平均、无私、和谐、道德、无阶级、无政府、无法律、无剥削、无天灾、无疾病。
孝和皇帝以来，土地兼并更加迅速，流民规模逐年增大。由于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聚集在大土地的拥有者手中，帝国一面要限制、打击他们，一面又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从他们手中尽可能地多征收钱财，而帝国在如此窘迫的财政状态下，还必须赈抚和安置流民，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难怪当今天子要卖官鬻爵，因为国库里面已没有供他花销的费用了。从本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遗留给后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豪民们占有成百上千顷的土地，奴婢牛马、金银珠宝无法计数，富过王侯。在帝国的户口簿上，仅为一户，但他们却役使着成百上千户的人家。可那些流民们，已经无衣无食，甚至到了“裸行草食”和“人相食”的地步。
这样，张角的宗教团体便成了流民们的归宿。由于信仰的作用，张角的信徒中也不乏地主、富商和官宦，集中了不少的财物；流民在他的宗教大家庭里，可以憧憬他们的梦想；而地方官吏也感到张角的宗教解决了令他们头痛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有好感。所以，杨赐的上书中提出了让地方官吏安置或送回流民，孤立张角的教团，然后再诛杀魁首的策略。
刘陶的上书指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据他的侦察，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觇视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以重赏募收张角。
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上书被把持中书的中官们“留中不发”了。事后杨赐因故离职，无法问及。刘陶向天子打听此事，天子王顾左右，让他把《春秋》编得有些条理，以便自己阅读。刘陶无奈，只得去图书馆消磨时光。
更不知是什么原因，杨赐和刘陶上书的事情，居然被远在冀州的太平道大贤良师张角获悉。在这几年中，他加紧了部署。张角是一个有宗教激情的领袖，他觉得宗教不仅应该是人们的心灵归宿，而且应该是理想的家园，只有建立一个宗教国家，天下的苍生，才可能幸福。这个宗教国家的理想并非他的发明，而来自他珍藏的一部秘笈《太平经》的描绘。这部秘笈在宇宙学说上采用了老子和庄子的观点，但发挥的却是如何用法术和宗教信条而不是法律和道德来治理国家，直至调养个人的身心，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这些法术和信条有许多并不来自道家，而来自五行家、方士、神仙家和墨家，而后者又是先秦时代由手工艺者组成的行会式的民间学派。这个学派一开始就采用了类似后世秘密社会的方式组织自己的成员，并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大神，会对每个人的善恶行为作出反应。这样一来，道德修养就成了宗教的戒律。所以，墨家尽管在大秦帝国时代就销声匿迹，因为法制国家绝不允许秘密结社，但墨家的信徒们凭着他们在物理和化学上的造诣，摇身一变成了精于制造器物、炼制丹药的方士。可墨家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也在他们心目中演化成为宗教国家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