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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我想相当多的作家，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莫言、王安忆，我觉得都是一种个人选择。选择就要有责任，就要有义务。他选择了获“文学奖”，他也得承担他的责任，获奖也是一种承担责任。
余 杰：在一些小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想法，我想谈一下：
“流浪”的生存状态跟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你在英国获奖的报道，我不太喜欢。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旅行〃这个词我不是很喜欢。近年来，中国本土流行的“旅行文学”已经把这个词毒化了，比如说余秋雨就是那种“迁徙真理”，跟着强大的电视阵容，有很雄厚的资金，走到哪里都有高级官员接待，住到酒店里面。在中国，“旅行文学”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很容易引起误解。直到我看了你的书以后，才知道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真正的流浪、漂泊的写作方式，在现在的中国是否合适？
也想谈谈华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华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海归派”（都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词语了）。其中有我的很多同龄人、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部分是在90年代初出国留学、获得学位的，然后回来，一般出自北大、清华，回来后多数人是办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有在西方求学、生存的经历，会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观念带入中国，但是我跟他们的一些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文化似乎没有任何的体味，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就像一台电脑。他们回来以后，对中国的现状感觉非常满意。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总裁。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在国外赚的几十万美元，在国内几年之内就变成上亿的钱（人民币）。他感觉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纽约、巴黎没有任何的差别。由于他是生活在很高级的公寓里，他能看到任何电视频道，《纽约时报》他也能够看到，就连巴黎的时装他都几乎可以同步买到。他觉得不存在任何的“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的压抑。他没有走出过北京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乡村去看看。我原以为这样一群“海归派”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现在我非常失望。
马 建：余杰提的问题，我想请周舵来回答，然后我再作补充吧。周舵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
周 舵：首先声明，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笑）但我倒是有兴趣回答余杰提及的问题。还是先从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开始吧。刚才余杰讲到马建的“流浪”和写作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余杰的观点。因为像余秋雨和凤凰卫视做的那种旅行节目，其实是一种消费品，跟严肃的文学写作根本没有关系。马建的那个英文作品，在香港的标题叫《红尘》，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描写“流浪”，对我来说，我从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的作品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文学享受、审美享受之外，还有一种特别令人震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他对社会的一种很深入的观察，是自己深入到社会底层的一种观察。这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我相信包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人或者是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勇气，或者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观察到的东西。这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因为往往身处那个环境中的人，他们没有表达的能力。而我们这些有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却根本不去深入那种环境。所以，真正要做到像马建那样的深入，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我也每年去农村，我跟北京大学也合作研究课题，可是我那种深入，那种社会田野调查，跟他比起来是太粗浅了。我还是吃得好、住得好，用现在的这些交通工具，我还是很难真正深入到我的观察对象中去，我一直还是优越的。
云 浩：今天的主题与其叫成“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不如叫成“反击的力量”。这么一个群体，争执难免，君子合而不同。但是，我们的争执有一个核心，如果其中有对抗，那是在和现今的文化不和谐在对抗。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龙〃图腾的民族。刚才大家一直谈西方文化，我自己非常喜欢“周易”。中华民族惟一不变或者说惟一恒定的就是“不恒定”与“变化”，它在任意一个时期可以变化出任意一种形态。当这种形态和你的思维冲突时，你可以把这种分离叫做“非人格化”。换句话说，这么一个具备绝对变化的民族需要一个大的框定，对其民族性格加以稳定。我看哲学不是体现民族性，而是民族的药品，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礼教”和“老庄”框定的界限就非常严格。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当他生下时，就生活在一种诗化的束缚中。因为诗词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最完整的，失去这一框定，有社会身份的中国文人就没有文化身份。
我在看“周易”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其逻辑是数学，但不用数学来说事，而是用“相”。比如说我给你算一个“卦”，一个具体的“卦相”，是一个大的石头，旁边是一棵松树，它用具体的物象和你当今的时空进行连接。这样的跳越使其思维会非常快。大家刚才谈到的西方文化是形式逻辑。如果逻辑有一个底限的话，它的底限是数学。当它进行推导时，因为不是物象直接的简单的快速连接，因此会产生无穷的技术。在谈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时，好像也涉及这样一个底限与推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首先要追求自由，然后是平等，再然后是博爱。而我想，现实并不是这样，也根本不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丁 方：刚才大家说的，不光是对作家，而且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同样的重要。我感觉应该有一种能代表自己灵魂的言说，不管你用什么媒介，如果你没有什么真正深刻的生命经验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说“好”与“坏”，这种生命经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也是一个爱“行走”、爱体验的人，也曾经有过在（20世纪）90年代出国，到美国、到俄罗斯、到欧洲游历的经历，但不是很深，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看客”。在欧洲我也遇到问题，自己的根究竟跟生命余下的时光怎么处理？但是我还是要选择回到中国。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因为我是一个画家，我不能离开一些东西——有可能解读为是“民族主义”的感情。可我认为跟“民族主义”无关。
我还是崇尚一种“人文精神”，将来可能会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但是现在没有。我出国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到了国外同样是人，却有一种互相敞开的感觉，可以有一些在中国不一样的沟通。中国似乎人人都无形地蒙上了一层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我接触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有一种宗教生活，对精神状态、对基本情怀的滋养。
现在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困扰着我们——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我们最终的“精神家园”？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空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说到底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根”要有一个归宿。我1993年到俄罗斯，当时一片混乱，我坐了7天的火车，列车上全是倒卖皮夹克的，他们不得不靠此来换钱。但我发现俄罗斯在贫困时期，仍然有一种“根性”的东西，有归宿感，这能够从它的建筑文化、城市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间看出来，感觉出来。对这样一种深层的东西的追求，所有搞文化、搞艺术的人都应该具有；如果没有，而只是随便采取一种“玩”的姿态，那么你搞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力量。对于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采取“玩”的姿态的，不然你就不要干这行了。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使我们有限的生命有一个归属感呢？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艺术究竟在这中间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毕竟选择的是艺术。我的选择目前还是根据于这块“母土”。我认为，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地理资源，非常博大；光是呆在城市生活，我认为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表象，很可能会使你就丧失了一种人与大地的本质的体验。正在这个起点上，我才强调体验“行走”的价值，并在这种状态中能够非常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其他人有所启发。
朱 其：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层面：一种是马建一类的，说话很极端——极端性的语言。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已经不同于过去，不是要提出一种绝对性的说法，而在于提出一种合理性的说法。比如，美国的乔姆斯基批评美国“9。11”后的战争，并不是批判美国这个实体，而是在批判帝国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也并不是在批判现实形态的东西，而是在批判意识形态。我觉得，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把理念和实体对等起来，像美国的杰姆逊所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政治斗士。他有理念、意识形态，同时他也参与实体的改造。”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也看了一些书，也爱听别人说思想，让我有发言的机会，我会说很多的话；而我觉得现在很多七十年代后期或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很有个性，但书看得不多，他们的状态已经是变得不爱说话了。
周 舵：大家都说——其实是老生常谈——“实践出真理”，“真理是辩论出来的，是争论出来的”。但实际上，争论很可能是无效的，可能是争论不出任何东西的。可以说，一百多年前老祖宗一直在争论，还可以往上推；很多西方人说，没有二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没有探讨过的问题。不过，今天的现实已经足够好了。如果我们的环境还像以前那样，像今天这样的研讨会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因本期稿挤，马建小说移至5期发表）
拉丁美洲散文五家
陈 实
法国诗人贝尔特朗（Aloysius Bertrand；1807—1841）一生只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可能是西方文学最早出现的散文诗集，它使贝尔特朗的名字得以留存下来并且对后来的诗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波特莱尔的《小诗散文》（1869年）之后，别的诗人，包括兰波、杜卡塞（洛特阿芒）、王尔德、希美内斯等都写过这类作品。
十九世纪之前的散文诗，大部分只用来加插在长篇作品里作为陪衬，也都具有诗歌的某些特色，例如重视韵律、节奏、音韵，词藻华丽，造句经过精心雕琢等等；现代的读者已经不太关心这类表面的美，似乎所有除了要用脑去了解之外还需要用心灵去领会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作散文诗，而且不再附属于长篇作品，甚至可以成为独立的长篇作品。希美内斯著名的散文诗小说《普拉特罗与我》便是一个例子。
在拉丁美洲，卢本·达里奥是用散文诗体裁创作的先行者，他的诗集《兰》里面的这类作品，具有十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