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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给我的就是这么一种印象。也许是我的德语不好的原因，我在德国所交的朋友都是会讲汉语的。总的感觉就是觉得德国人特别理性，比较死板，他们很难像我们这样随随便便，他们大都特别有礼貌，特别拘谨。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有时候星期天在阳台上晒衣服、洗衣服，这对德国人来讲就是干扰，他们会马上打电话报警，因为按法律规定星期天是不准劳动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到下午4点，柏林所有商店都同时关门。商店4点钟关门，所有人都在街上，上百万人在一瞬间全都在马路上，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动了，必须经过半个多小时，你缓缓地往那边走，我缓缓地往这边走，才能疏通。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非常严肃的国家。但是；尽管德国很压抑；但在前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那些画廊区、艺术活动区，却是搞艺术最疯狂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住的就是一间玻璃房子，四处都是玻璃，你可以随便看各种生活，从来没有窗帘。德国给我的印象应当是一个“大学城”的印象，比较干净、比较漂亮，一条路走下来，你绝对见不到半点垃圾，你可以躺在公路上睡觉。前西德对东德，一开始是同情，统一以后，西德人需要纳税支持东德，开始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他们也都觉得东德人这么多年吃的苦太多了。可是慢慢的西德人产生了另一种心态：觉得东德人好吃懒做，他们在吃我们。就是这么一种矛盾，不知道现在这个矛盾化解了没有？
意识形态将前东德与西德分割成了两大阵营。两个群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西德人自食其力的意识比较强；而东德人依赖于“铁饭碗”，比较懒惰，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些生存的能力。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端了一辈子的“铁饭碗”，可到了六七十岁时，制度一下子变了，“铁饭碗”没了，他们内心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很自然，他们的孩子也会跟着失落。他们的孩子到了西德跟西德的孩子一比，自然就成了穷人，自然就成了下层社会的人。正是这种压力，使现在的这些孩子，进入到商业社会后，爆发的意识特别强。在西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德国对于我的个人境遇而言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1999年，进入世纪末，我就到了英国。英国的农村完全就是一个“农村博物馆”，既干净又漂亮，你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拍出来就是明信片，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力，因为那些风景已经固定太多年了。伦敦还是一个大都会。伦敦的文化气氛很好，有一家画廊，每年都要专门搞一届很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相信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参加过。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先锋戏剧等等在他们那里都可以做。
在艺术活动以外，伦敦最吸引人的是时装。香港的一些设计师每年都会到伦敦搞时装发布。英国的音乐大家都知道了，其他方面好像法国比较厉害。戏剧好像是在德国那边。伦敦对于一个中国作家，比如对于我从事写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尴尬。尴尬在哪里？在于读中文书的人太少，我想中文在那里还不如拉丁文或者别的什么文。在英国，研究法语的可能会找到20万人，研究拉丁文的可能有4万人，而研究汉语的可能仅仅只有20个或者200个人这样的规模。应该说汉语在这里，仅仅只存在于一些“大学研究”的范围中，它并没有真正走进社会。
我现在感觉到压力比较大……自己的语言也在漂泊中。我并不知道我自己的归宿，如果有人问我最想死后埋在什么地方？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回答不上来，我始终想象不出自己要埋在什么地方，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最后要漂泊到什么地方。按照我这种心态，比如说这次回到中国（以后还会不断地回到中国），我对中国的看法确实让我吃惊。
一种是“民族主义”。强调这种民族感有很多用处，对外可以表明我们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对内可以激活我们本民族的很多东西。现在许多地方又搞起了庙会，唱起了地方戏等等，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开始慢慢恢复了。这种恢复对于一个民族，对于每个个人来讲，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关于思想，首先还是由学者、文人这个范围诞生出来的，慢慢才扩散到民间。民间的呼声很高，在“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上反映特别强烈。那么，是否我们就依据这点将中国人的思想简单地定位在“民族主义”这么一个思想维度上，或者大家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思想位置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根本上是不赞成这种所谓“文化认同”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文化在我身上，它就在我身上；不在我身上，我无论从哪儿学也学不到，学了也是假的。这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到了海外，你会发现非常危险。危险在哪里？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到海外我们穿的衣服：在国内穿中式衣服的人还很少，可到了国外穿中式衣服的人反而多了。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特点，大家非要把这个“文化”抓住不放。
还有一种就是“华侨文化”。所谓“侨民文化”对于美国人、对于英国人来讲并不存在。英国人绝对不会因为生活在别国而称自己为“英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华侨”意识很奇怪，所谓“华侨”，就是一些人从一个地方走出去，再到另一个地方住下来，人种没变，观念也没变，好像还在自己的国家生活着。这就叫“华侨”，然后就开始了所谓的“华侨文化”。其实这无非只是一些商人为了赚钱而采取的宣传手段而已。这个文化我不可能去认同。我的确觉得“华侨”这个东西比较可笑，是中国人自己硬造出来的。可是，在整个西方的大文化背景下，我的文化认同也根本不存在。作为一个读中文书的人，我的思维没有办法去跟西方人的思维构成同步。西方文化对我来讲就像一部电影，它最多只不过是一个背景，等它出现了我才知道；在它出现之前，我不能去预感任何事情，也没有办法去参与、去真正地进入。
这就是我“漂泊”的一种现实。有时候我回来，下飞机时脑子里会闪一下，闪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怎么这里的人都长得如此一样？无论是我去阿拉伯也好，还是摩洛哥也好，或者去非洲也好，总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混在一起，也就没有这种感觉。可一回来，一下子面对成千上万一样的人种，跟兵马俑一样同一个表情、同一个模样，我就会很容易认同自己，并深感到一种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就是生活起来大家可以互相关照，互相理解，很舒服，很祥和。当然，也有不好之处，就是再去同西方沟通、再去交流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异同。
那么这种文化的异同的麻烦在哪里呢？在于对一件事情出现不同的判断，中国是一种判断，西方是另一种判断。我举个例子，比如“9。11”。英国人在那一瞬间，简直不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些政治家在报纸上的位置几乎不存在了，媒体到处去采访作家，让作家在关键时候出来说话，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个事，美国到底怎么了？作家平时都是些“小人物”，人们都在骂他们，太严肃了什么的等等；但无论怎样，在关键时刻，他们代表了一种东西。在西方文化中，作家有着一种非常严肃的地位，我指的是关键的时候，虽然他们并不能代表一种主流，但人们却从人格上信任他们，在道德意识上也相信他们，且不管他们个人的写作怎样。那么，这就出现了某种“文化认同”。在中国，艺术家是否是这样的？出现了“9。11”这样的事情，我们能相信文学家吗？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怎么看待“9。11”这个人类大事件？我想他们做不出来。所以，这就构成了文化思想的认同出现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中国，就是指这些作家他们是否意识到在自己的背后，应当有一种职业道德的自觉意识。在中国，我就经常发现有些作家自我精神夸大，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自我感觉很好的作家。这些感觉很好的作家，我很难看到他们流露出一种思想状态，这跟西方的作家是不同的。
现在有些人写一些橘子怎么吃、养狗基本法等等就成了作家。作家还有两种：其一是小说家，苏童是典型的小说家，他比较典型的是写小说；还有一种叫文学家，他们应该更接近思想，更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境遇关系。就像最近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提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颁布“文学奖”有什么意义？委员会发布结果：文学就是见证，就是见证你个人，见证社会，见证你活着的状态。
周 舵：我先说说马建提到的“华侨意识”。我觉得，马建对华侨还是缺乏一定的理解。华侨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过去这些人太穷，被卖到西方做苦力然后才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完全被西方主流社会排斥的生活环境下，不是说主动要选择一种跟其他人隔绝的环境，而是那边从根本上排斥他们，再加上自己又确实没有什么能力，所以也就无法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这种情形直到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改变。可这时，不断又有这样的新的移民出现，仍然以去卖苦力为生。所以华侨的社会底层状态就形成了，它似乎永远只能是这样一种状态。一定要到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才会有机会进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中去。我这样说，是要说明一个“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差别：文人是很容易做出草率判断的；而学者不一样，他要经过研究才能做出判断。
我在俄国，访问过一个俄国作家叫瓦列金，采访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此前他曾获过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他突然放弃了写作，趁着前苏联克格勃档案公开的时机，去大量寻找死亡者名单，连续做了10年，出了4本大的书籍。我觉得这种精神就令人敬畏。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太缺乏这样一种从“一”做起的精神了，有一种可怕的功利倾向，殊不知从“工匠”上升到“大师”，永远是有距离的。
周 勤：中国的许多作家如果给予他一个什么奖，他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为这些奖他们争来争去，打破了头。其实内心都很肮脏，就跟一个卖菜的在讨好市场管理员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写作只是一种生存手段，没有什么终极意义，对于社会他们的内心没有责任感可言。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是什么？就是坚持不妥协，有具备道德勇气，你才有说话的余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的独立性不断增强，艺术家作展览，作家自由写作，这些东西慢慢扩大会形成良性循环；而陷在对同行的批判中，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只会造成一种〃卖烂石灰的，看不惯卖面的〃的肮脏的怪圈。
陈晓明：我想相当多的作家，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莫言、王安忆，我觉得都是一种个人选择。选择就要有责任，就要有义务。他选择了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