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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概是永远回不来了。”
“怎么讲？”
“我想他揣着那么一张大银票，一路赶过去，虽有城镇，却也有僻静处，没有人不眼红！”
“那也是，可你不好好的？”
“我恋着杨家园哩。捡了一条命，朱爷你说是不是？”
“乌先生在这一点上胜过康先生。”
乌天祺心里说：朱爷，你帮成了这样大的生意，却分文不取，这就有些怪了；还有你一个上年纪的人，山核桃一捏就碎，我焉能不小心翼翼？我本来是应该留下康林福的，可他一下子分走了四万元，心太狠！
“乌先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
“我已写信回去，让人把我的妻儿送来，我想在湘潭城开个小古玩店，聊以度日，还望朱爷多多关照。”
朱理阳脖子上的青筋跳了几跳，然后说：“看，那几树杏花开得多好，我们且过去看吧。”
几天后，朱理阳向乌天祺告辞，说是省城长沙有个远房侄子，要他去住些日子。
拱一拱手，朱理阳飘然而去。
这个朱爷，不知是哪个道上的人物，他要捉的是大宝！
乌天祺松了一口气。
钥匙
阿 成
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原因是我同父亲极少有共同的话题。
年届八十岁的父亲，现在和离了婚的二妹在一起生活。还是在那个旧楼上住。先前那是一幢看上去还不错的新楼，但几年下来，就有点落伍的感觉了，加上父亲的年迈，那种落伍的感觉就更加浓重了。
二妹是一个十分勤快，又爱唠叨的妇人。所以，父亲的生活起居不用我们兄弟担心。说起来，这事儿还真得感谢二妹。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的生活是由母亲来照料的，他们是相依为命。人进暮年，相依为命大抵是老一代夫妻的必由之路。
父亲的身体还算好的时候，是一个喜欢挑剔的男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和母亲始终是处在一种争吵当中。自然，父母的争吵更多的时候是由母亲做出让步。母亲说，对男人来说，让他们让步是件很伤自尊的事。我却觉得母亲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
尽管我同父亲谈话的时候很少，但在父子极少的谈话当中，我还是觉察到父亲仕途上的不得意。他总是抱怨母亲不花钱送礼，他说，如果母亲给他点钱，买些纸烟之类送给领导，他早就当上处长了。一次父亲极认真地对我说，在那个时代，送几瓶罐头就行。我听了，虽没有反驳父亲的话。但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一个当官的朋友曾跟我讲过，对那些有当官欲望的下属，就得像赶马车一样，在马头的前面放一捆草，让马总是朝着这捆草走，还要让它吃不着草才行。父亲大抵就是这样一匹不停地走，又总是吃不着草的马。
天意谁料，父亲退了休之后，母亲竟先父亲而去了。空落落的房子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只好由离了婚的二妹搬回来照顾他。此后，父亲像一尊年久的雕像一样逐渐地风化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多少还有些挑剔的事，后来就没有了，任凭妹妹怎么唠叨，他的脸平静得像一盆水。
我知道，父亲是孤单的。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回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儿子在社会上，在工作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受挫的时候才回去的。与其说是看望母亲，莫如说是去母亲那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
回家之前，我一般会在楼下的饭馆买一两款传统的热菜，让服务生送上去。父亲既然已经退休了，吃饭店的事自然也就断了。儿子买上一两盘老式的热菜，也算是晚辈对离职的父亲的一种理解吧。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看他保存的那张茶色的照片，很像一个５０年代的电影明星。据他自己说，４０年代在坡镇铁路文化团的时候，他是那个团的编剧。
逢年过节，我总要托朋友弄一瓶纯正的日本清酒给父亲送去。父亲早年曾在日本留过学。他对日本清酒情有独衷。只是他现在老了，喝不动了，不过看到他沉迷地品尝清酒的样子，我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常说，人总是生活在回忆中的。今天的日子其实是留给昨天、留给回忆的，明天与未来，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无从预料。
父亲喜欢吃甜食的习惯似乎也是受了日本人影响。记得小时候，他常做那种放黄豆的大米饭。现在我偶尔也做，味道的确是有一点特殊，有一种甜丝丝的清香味儿。
每逢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问，儿子，最近怎么样？我照例说，挺好。我自然不能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脆弱向母亲倾诉。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家立业了，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难题。更何况，凡世中的事说来话长，我不应当把冗长的俗务对自己的母亲倾述。我只是想在母亲身边坐坐，说一些让母亲开心的事，这就足够了。
记得，我每次走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儿子，皮鞋擦一擦，衣服穿得整齐一点，精精神神的，像个男人样。
我说，知道了。
从母亲那里出来，我总觉得身上增加了——某种神奇的力量，人也变得有信心有活力了，可以用充沛的精神风貌去面对茫茫人海了。
人间的岁月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父亲进入八十高龄以后，患了脑溢血，留下了颇严重的偏瘫后遗症，行动起来像挣扎一样，十分的困难，他呜呜地讲话，连我这个当儿子的也一句听不懂。我想，亏着有离婚的二妹照料，不然，他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二妹看着偏瘫的父亲叹着气说，看来，我这辈子也不能再结婚啦。
其实，二妹四十岁，人长得也周正，身体很好的，且又是个理家的好手，为了照顾父亲不再结婚，对父亲无疑是一种大孝，但是对她自己则无论如何是一种残忍了。
然而，这人世上的事，亲情之间的事，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父亲每每听二妹说这样的话，先是呵呵地乐，然后便呜呜地哭起来。
二妹说，行啦行啦，这又是哪一出啊。
父亲便立刻不哭了。
昔日里父亲的威严在不能自理的生活中已经消失殆尽了。有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人的一生也怪可怜的。
母亲辞世之后，在长辈中，父亲是我惟一的亲人了。
在母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去看望父亲，还仅仅是传统式的儿子对父亲的探望与问候而已。想不到时间一久。心境变化了，与昔日看望母亲的目的一样了。
父亲由于偏瘫，行动不便，既不能接电话，也不能为你开门（他听得清你在电话里说什么，但他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不再接电话，躺在床上，任凭铃声响着）。于是，我的口袋里便自备了一把父亲家里的钥匙。倘若赶上二妹出门不在家，我便可以用自备的钥匙打开门进去。
去父亲的家，要经过一个热闹的市场。父亲曾在这儿昂昂地走过春夏，走过秋冬，那时他还在工作岗位上，偶尔也有车子来接他，或者去开会，或者去见什么人，或者去吃馆子……他总是那样旁若无人地上车，或者旁若无人地下车。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如逝水般地流走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呵……
父亲住在三层上。
上了楼，打开门，我一边在走廊换鞋，一边高声说，是我。
二妹若在家，便会从厨房出来说，三哥来啦。看，咱爸又屙裤子了，臭死了。
我就笑笑，并不搭她的话。
家里还是老样子，和记忆里的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窗台上的花不行了，盆盆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记得母亲最喜欢的那盆扶桑，自母亲死后，秋天里没人给它剪枝了，父亲也不让剪，他好像很忌讳这件事。它就那么任意地长，不再开花了。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是不能动的，缩缩成一个小老头了。我过去一脸笑容地说，爸，你气色不错啊，挺好啊。
然后，坐下来，点一支烟同父亲聊——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当然，我只说那些开心事，以及自己近期的行踪。
有时候，我同父亲也聊一些政府及政策上的事。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还是尽我
所知地讲给他听。父亲毕竟是公务员出身，他关心这种事。
父亲听着，偶尔也呜呜地问几句。我便极努力地去听，但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说，爸，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父亲就不再说了。
尽管与父亲见面总是我一个人在说，但是，我内心的那份苦楚却在这样的“交谈”中渐渐地化解掉了。
去看父亲的时候，我从不买东西，只是塞给父亲一点钱。之后，我们父子便相互甜蜜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父亲在二妹的照顾下过得还好，我知道他不缺什么，只是，买药的钱总应该是不够的吧。
在父亲那里，我呆的时间并不长。
父亲毕竟是个病人。
每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二妹便唠唠叨叨地说，三哥，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这么大岁数了，如果家里不给你做，你就到饭店去吃，要两菜，要一瓶啤酒，也不贵。
听妹妹的口气，好像他的哥哥在家里受多大的委屈似的。也可能是她觉得母亲不在了，才说这样的话。
我说，好的，好的。
我常在饺子馆里看到一些年老的男人，坐在那里等着吃饺子。我看到他们便想到了自己的明天。我知道，我将来会跟他们一样，儿女走了，老伴儿万一又不在了，想吃饺子，只好一个人到那里去……
记得一次女儿要买一个ＤＶＤ，我们一同去了，买这种东西有促销活动，赠送一个折叠的帆布椅。我其实更多地是看好了这个椅子，心想，将来老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夹着它去江边坐坐吧……
离开父亲的家，走下楼去，走到万头攒动的街上，心里总泛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倘若哪一日天不假年，我这手中的钥匙不就没用了么？到了那时，其情将何以堪呢？
在灿烂的阳光下
野 莽
城生的皮肤长得很白，不光是脸上白，身子更白。他最害怕过夏天，因为一到夏天母亲会让他穿汗衫短裤，那么他就会露出很白的胳膊和腿，这样一来，班上的黑孩子们必然对他群起而攻之。放学的时候走在路上，他们总要捡起石子打他，看看这样白的身子流不流血，流出来的血是不是白的。一边打一边还喊着口号，我叫你白，你这个小反革命！
他的身上常常是红一块紫一块的，妈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小心碰到了哪里，妈妈心疼地伸过手来，他却把身子远远地躲开了。城生不听妈妈的话，大热天也穿着长衣长裤去上学，然而这样仍不行的，黑孩子们越发不放过他，他们打着赤膊，挺着肚子，在路上耀武扬威地行走着，见了他就发一声喊，扑上来要扒下他的裤子，看这个小反革命的鸡鸡是不是白的，吓得他撒腿就逃。他的腿子虽然很白，跑起来却是风快。
久而久之，他对他们心怀了仇恨，如同他们对他。但他内心却对他们充满了羡慕，他们身上的肌肉都是麦子色的，有的比麦子的颜色还要深，就像是一条一条的黑泥鳅。而城生则不然，音乐课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