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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
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
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
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
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
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
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
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
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
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
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
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
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
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
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
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
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
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
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
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
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
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
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
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
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
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
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
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
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
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
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
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
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
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
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
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
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生的定义
十二 “此项待续”
和这些生在同一时代的、而且以彼此了解深以为幸的人们一起，以编辑者为中心多方筹
备的季刊《海尔梅斯》①（岩波书店出版）终于创刊了。纪念出版的集会上编辑者们谈话的
时候，我引用了两首诗。这些诗是从以前每逢自觉意识到生活转换期的时候，就像地下水一
涌而出一般在我心里复苏的诗，也是年复一年徒增感慨而反复吟诵的诗。总之，花费好长时
间和朋友们创刊了新的杂志，也可以说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
①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管理道路之神——译注。
第一首诗是叶芝的作品，是长诗《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经为加深记忆而把它试译
出来，夹在全诗集里。“飞向荒凉天空的天鹅。／它的形象带来了粗犷，也带来了愤怒，／
所有的事物应该让它结束，／用回忆描写我辛劳备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写／甚至仅仅
写了一半／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
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当时我特别注意布莱克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我来说，这首诗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
这部作品，原来早就由叶芝经过先进地侧面研究，认为它是布莱克重振风采的很有力量的作
品，并且在“柏拉图周年”时提到它，同时称它是歌颂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的作品。
那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诗人一生之中分歧点的作品，
仿佛诗人那粗犷的叹气声依然回响的作品，所以照旧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也正处在一生中的
分歧点，怎样发出回声，有待我不久的将来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总之，随笔文章过于带有
自白式的多义性——它的内容。所以，我把天鹅的飞翔当作粗犷和愤怒的象征在头脑中描
绘，同时重复了下面一段：“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
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另一个诗是奥登①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这位诗人使我对诗的感受性受到尖锐而
且深刻的影响。我这里引用深濑基宽的译文。奥登是对叶芝怀有复杂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
辈的诗人。奥登悼念叶芝逝世的诗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记在心：“诗人啊，起步吧／
一心一意地朝着暗夜的深渊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静的声音／述说我们的欢喜之路吧／／给诗
的调子培上土吧／从诅咒之中开辟出葡萄田吧／把人间的蹉跌／以悲叹的欢喜歌唱吧。／／
在心脏的荒野之中／让厚惠于人的泉水喷出来吧／让幽囚于牢狱者尽成自由之人／教给人们
以赞美之道吧。”
①Wystan Hugh Auden，英国诗人（１９０７—１９７３）。艾略特之后的新诗运动的
代表人物。经常发表政治色彩极浓、社会主义内容的诗。代表作有《不安的时代》——译注。
《一九二九年》在下述写得很美的开头部分已经肯定地发出了不祥之音，这是充满苦涩
的自省自察的诗，我读了它的开头部分。
那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在公园里漫步／边走边听池中的蛙鸣／美丽的云团在那辽阔的晴
空／十分悠闲地飘然而去，我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给新的名字加进新的意义／对伸过来的
新手用新的力量去握，为不停地前进的人世而使用新的语言／这是世上所有的恋人和诗人们
都能看得见的季节。／边想这些忽然看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
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
现在重新把它抄在这里。对于为纪念《海尔梅斯》季刊创刊而前来相聚的人们，我把这
两篇诗各引一段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担心，是否没有很好地传达我的意思。至于在我的讲
话里怎样把这两篇诗联系起的，我看只要明白叶芝的《一九一九年》和奥登的《一九二九
年》相隔十年而标题相似这一点就行了。
于是我想重新整理自己对这诗的感受。看一看一定的生存期间一直从事文学工作——说
看一看一直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工作也可以，与艺术无关的工作也一样。我注意的是一定的
生存期间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立足于自己的经验说话，所以先把文学工作当作立足点，然后
再向一般方面展开——觉得准确到连年、月、日都清清楚楚。这时，断开之处的两侧就像两
脚各踩一侧站在那里一样，过去的工作就会叠在上边，回顾一定的生存期间，过去自己从来
没看到的光景，自己本人在这一光景里往往是轮廓分明，分明得使自己不能不为之愕然。
使我觉得这个自己，或者是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示经破碎而必须向自己诉苦。或
者这个自己在清楚地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存光景之中，和那个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
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的人一模一样。
奥登的诗没有完，接下去便是以下这样的句子。
因此我想起了死去的人们／他们的死成了季节开始的必然条件的人们／对于这个季节只
是凄凄惨惨回头望去／对于圣诞节的愉快怀念不已的人们／在沉默中消失，泪眼矇眬的冬天
的对话等等。
我对于这些诗的思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正碰上它，同时也因为我对死去的人们抱
有真挚的感情，比如说和十年之前自己所感受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整理一下自己过去所思考的所谓死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年幼的时候，对于某些
人的死，感到失去了极其宝贵的人，似乎出现了无法恢复原样的坑，而且这种感觉翻来覆去
很难抹掉。但是自己现在意识到的是与此不可比较的几乎是暗淡的感情。总而言之，也就是
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死去的同时，活在这个人世上所遇到的最好的东西确实因
此而丧失了一部分，已经无可恢复。我常常——差不多完全像个退职老人那种感触——怀念
那些死去的人们的同时，也看到了和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世界，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所谓最好的
部分久久念念不忘的自己。死去的人们之中，我最思念不已的是渡边一夫，他晚年常说，自
己最亲近的人已经大多去世。那句话的最深层所包容的巨大的哀叹，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我
才觉得，有着现实的同感。
年龄？对你来说，你是不是说得有些为时过早？既然这样，我就换个说法，只好说这个
时代使我如此感知而早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在这核时代，难道不是核覆盖了整个世界而
且成了一种象征，它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事物涂上了一层怎么也擦不掉的脏东西么？难道不是
它让万民期望的高度科学技术社会前进的巨流，按照它所指的方向滔滔前进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