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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告诉我作不了主，非得要“爷爷”同意。“爷爷”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总管，可也是一个女性。因为爷爷故世早，家里规定称祖母为“爷爷”。经妈妈一提醒，我就觉得这件事太好办了！何必为这只狗仔，偷偷摸摸的。
“爷爷”当时认为只有我妈妈生下了我，这个可“留种”的独根苗苗，因此我在这位女“爷爷”面前可以破规矩耍威风。她是吃素念佛的，但我把大油肉夹到她的饭碗里，也只是一笑了之。我与“爷爷”一说，她果然答应把狗仔留下来，就是要我不要作弄狗仔，把它玩死了。“爷爷”一同意，包括我爸爸在内的一大帮男大人，也就没有一个反对的了。
我就自己作主，将这只狗仔取名为“阿黄”。
原因很简单，它的皮毛是黄的。具有戏剧性的是，我自己没有这只狗仔长得快，在我经常还要闹哭鼻子的时候，阿黄却已长得很帅了！圆溜溜的身子，长长的尾巴，一见陌生人就“汪汪汪”地叫起来，不管你有多大的身分多高名望，一律“平等对待”。见了熟人，却摇头晃尾，闻闻嗅嗅，十分可亲！阿黄就很快征服了我们家里的男大人，也为我们当时这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大家庭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温馨。
日本侵略军打进来时，阿黄很勇敢很机灵，与一些村上的家养狗，跑得远远地去瞭望，一见成群的陌生人走来，就“汪汪汪”地向大家报警。
狗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家畜，也是人类最早的动物朋友。
一张儿童报
在杭州曾经有过一张《中国儿童时报》，报社社址就在新华电影院的后面，旧时称“慈幼路”。
那幢矮小的二楼还在。由于这张四开的报纸曾牵动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它
１９４６年，我在余杭太炎小学就读。班主任童老师为我们办了个“瓜豆级刊”。说是“刊”，却是一张张凑合着贴在墙上的墙报。但童老师悉心指导，常常诱发我们写些触及时弊的文章，让我们在这块园地里练笔，也练胆量。过不久，便组织我们写了一篇揭露当时丑恶人物的报道，寄《中国儿童时报》刊登了。那以后，我明白这张报纸是能为我们讲话的。于是，我又单独写了一则一个农民因穷困而自缢的消息，也在该报刊登了。
不久，我们收到了《中国儿童时报》的白底红字圆形徽章。我还得到了一张盖有社长盛澄世蓝色签名章的通讯员聘请书。在这直条格信笺的聘请书上，称我为“先生”。当时我又高兴，又觉得好笑，心想：“怎么称小伢儿为先生呢？”
谁知，这两篇报道招来了大祸。校长几次对我们训话，追查我们的“后台”，并宣布不讲出“后台”来不给我们毕业。可当时我们都在啃着厚厚的一本《升学指导》呢！幸好在我们住校生中，有个家长的政治背景很硬。他女儿使“苦肉计”向他哭了几回鼻子，便去说服了校长。诚然，我们全班是毕业了，但我们敬爱的童老师，却在暑假里被校长解聘了。
解放后我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时报》社中，有许多思想进步、悉心培育幼苗的编辑，也有开明人士。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圣野，即周大康，就在这块园地上辛勤地耕耘过。
家有“三虎”
儿时，听妈妈说，我们家里有“三虎”，我都吓了一跳！可日子一长，我慢慢地熟悉了它们。原来，妈妈指的不是三只老虎，而是壁虎、蝇虎和爬山虎。
壁虎，属爬行纲壁虎科，到了晚上常在我家的墙壁上，探头探脑，爬来爬去。妈妈告诉我，蚊虫是它的天敌。壁虎是益虫。可我见了，还是要悄悄地去捉弄它。有一回，我用根小竹棒去戳了一下壁虎。谁知它长长细细的尾巴很特别，壁虎一掉地，就扔下尾巴逃走了。那一节尾巴竟还是活的！在地上蜷曲又伸直地蠕动了好一会儿。我这就可怜起这只壁虎来了！后悔自己捉弄了它。妈妈发觉了告诉我，壁虎的尾巴有再生能力，丢尾巴是它天生的一种保护功能。
过了几天，我又发现了这只断尾巴的壁虎。
它挨我的捉弄了，仍舍不得离开我们家，这就使我越发感动！再过了一些时候，尾巴真的一天天长出来了。
蝇虎，俗称“苍蝇老虎”。属蛛形纲跳蛛科。
在我家似有许多只，在窗门、板壁和桌子的隙缝里钻进钻出。可我在妈妈没有指点以前，是怎么也想不到，这小不点会逮苍蝇的。哇！这蝇虎可机灵了。别看它是小不点，捕捉苍蝇时的行动非常敏捷，它瞄准目标便高速出击。你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猎获了大于它几倍的苍蝇。即使那种很大很大的、嗡嗡叫的金头苍蝇，也乖乖就擒。
爬山虎，属葡萄科。原来我也不认识它，只把爬山虎当作一棵会爬墙的草。它还是祖母栽下的。我老家的墙壁上到处绿茸茸的，仿佛披着了一件绿外套。后来妈妈告诉我这叫爬山虎，还让我仔细看了它长在藤蔓儿上的“吸盘”。原来它是靠这些小根须攀上墙去的！在夏季一天能爬上三四寸的墙呢。
我读了书，有了一点知识，才觉得：我的老家有“三虎”，不是虎却又都是虎。因为它们都是虎生生的。我也这么想：生物学家们，给壁虎、蝇虎和爬山虎取了一个响亮亮的虎名，是不是不以大压小，而崇尚它们的精神呢？
丝瓜搭凉棚
时值夏令，小街上又见卖瓜秧的。小瓜秧合着两片稚嫩嫩的叶子，还没有撑开来；在小草囤里颤颤巍巍的，像一窝窝嗷嗷待哺的小不点鸟。儿时，我的妈妈爱种丝瓜，她东一墩西一墩的，把丝瓜苗栽在窗台下。
丝瓜苗栽下后，妈妈浇一点儿水，没几天就撑开两片绿绿的叶子。她说，水浇多了要烂根的，每天早晨浇一点儿水就够了，阻止我时不时去往丝瓜苗上浇水。
待到丝瓜苗一天天长高了，伸出细细长长的蔓儿来了，妈妈就用一根根的小竹竿，把它引上去。这时候，丝瓜苗一个劲地长着，开始一天天的爬高；叶子也变成大五角星似的，枝枝杈杈地旺发着。过不久，准确的说是临了盛夏，绿绿的，蓬蓬勃勃的丝瓜叶子，便遮住了每个窗口。即便在日当正午的时刻，屋子里也阴凉凉，散着一股清香。
我总是在某一天的早晨，发觉金灿灿的丝瓜花，像星星那样从绿叶中闪现出来！我也总要蹦着小腿儿嚷着：“丝瓜花开啦！丝瓜花开啦！”逗引来一大群小伙伴。有的小伙伴为了看丝瓜花，原来喜欢睡懒觉的也早早赶来了。随即，我们还发现，在每一档叶子与叶子之间，在花下结着一条小不点的丝瓜。也有些花下不结丝瓜的。妈妈告诉我和小伙伴们，不结丝瓜的花是雄花；丝瓜也要靠蝴蝶和蜜蜂传粉，才能结实长大。她还采下些雄花，给我们去饲叫蝈蝈吃。大肚子叫蝈蝈，挺喜欢吃丝瓜花呢！
儿时，妈妈也曾对我多次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类的话，可是我长大了才逐渐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幼便同丝瓜结下了缘。我以后读了《本草纲目》才知道，丝瓜有“消暑祛热”的药用价值。现代植物学家还在丝瓜中找到了“人参素”。至于它的络又可以用来洗刷锅碗瓢盆，如今连住在城镇的居民也知道的了。
丝瓜棚生机勃勃，气势不凡；丝瓜就像一根根接力棒，一个劲地传递着，日日夜夜地往上攀，引人奋发向上。而时值冬令，在人们需要阳光的时候，它却悄悄地退出了窗口。
这儿那儿的雾
春雾雨，冬雾雪。老爹这么说。
因了季节的转换，雨有多有少。下雪的时间几乎是固定的。所谓“六月雪”那是一枝花一出戏。而雾，在某些地区一年四季都有。
我儿时的雾是灰色的。妈妈说：“外婆门前一堆灰，十个外孙扒不开。”这是一个谜语，谜底便是雾。那时候，尘土飞扬的场地上的雾，灰扑扑。
我儿时的雾是黄色的。爸爸说，黄色的雾有酸有毒，每遇雾他到正在开花儿的果树下去打个烟火堆，把雾熏走。
我儿时的雾也是个危险的信号。开班船的老大们最讨厌雾，他们说“遇上了雾分不清东西南北”
就这样，让我从“云里雾”中走向世界，走向生活。念小学时，才让我在课本上读到了诗人笔下的雾。他们说，雾很美很美，雾乳白融融！也终于有一天，跟着我的妈妈，让我看到了新安江上纯纯白白的雾。
我几晚夜宿新安江，都不得安宁，我总以为既长途跋涉赶来了，就不应该在这里睡觉。于是，便凭借着冻结在江上的月色，抑或从对岸渡口折射过来的一线灯光，浏览着这乳白融融的雾。她若隐若现，躲躲闪闪，时而缺陷，时而走失，变幻莫测！
那里的雾，是白天鹅绒的组合。一丝丝从清冽的水面飘起，而后一团团地汇集拢来。她纤巧得没有重感，娴静得没有声息，似悄悄出场的“芭蕾天鹅”，随着蓝色的晚风轻飏。是那么柔和，那么飘逸！
随即，一个个小沙丘，一座座小亭榭，一只只小篷船，半裸半现，如有如无，慢慢地被搂进了她的怀抱。月亮在雾的怀抱里颤动！渔火在雾的怀抱里颤动！此间，大自然造化的一切，只有细软，没有粗犷；只有洁净，没有污秽。我当时苦苦哀求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不要回家了。妈妈笑着说，我们家乡的小河上，也有雾呀！冬春浮在水面上，像撒开的网、游动的“龙”呢。
丰先生的故乡
有一年秋季，学校组织“远足”，即郊游，老师带领我们去丰子恺先生的故乡。一路上风景如画，引人入胜。我们东瞧西看的，怎么也按捺不住那激动的心情！一离开家乡，觉得见什么都是新鲜的了。
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每个人差不离都带着妈妈煮的茶叶蛋和一小罐凉开水，几十里地，就这么“蹭蹭蹭”地走着。可看着“新鲜”，也不觉得累了。这个说，那是什么呀？那个问，老师！这东西没见过呢。老师也总是很耐心地向我们一一解释、介绍。
一走到桐乡，扑来阵阵清香！田野里一垄黄一垄白的菊花，星星点点，闪闪熠熠。到达梧桐镇拐了一个弯，走不多时，便到了石门湾。我们见不到石门，就七嘴八舌地向老师讨教。老师说，这儿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交界的地方，吴国在此“垒石为门”，以防御越国，所以叫石门湾。老师还说，石门早已没有了，过去的事也早已了结，现在留给我们的，却是“吴越文化”。
那儿有一条小街，像一条长龙似的，沿着大运河的一个钩儿蜿蜒。这个“钩儿”，当然是石门湾的“湾”了。石门湾的石门早不存在，而这个湾还在千古流传。小街上的桥特别多，有拱桥、梁桥，一顶顶都是石头砌的。站在这顶桥，望得见那一顶桥，可走到那一顶桥上，相隔没多远，又是一顶桥。河上的小船，头尾相接，吆喝声此起彼落，有叫“推梢”，有喊“扳梢”。有些同学不懂，我却听得懂，这儿也是我们家乡人那样软滑滑的吴语，我向他们翻译出来，即是“向左”、“向右”。互相招呼，来去相让，小心行船，避免相撞。
丰子恺先生的故居，就坐落在这水乡画图之中。重建的“缘缘堂”，只有一对墙门是原旧的，在墙门上留着当年日本侵略者一块块乌黑黑的杀人放火的铁证，也留着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