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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或刘响就会从一个昏黑的门洞里跑出来。他俩都是黄包车夫。开封人把黄包车叫“洋车 ”。他俩的“洋车”并肩停靠在一棵小树的绿阴下，车斗、车把和铜制的车灯都擦得锃亮， 像一对体面的双胞胎。老蔡和刘响却大不一样。老蔡又黑又瘦，时常穿一条紫花短裤，光着 脊梁拉车，气喘吁吁地跑着，用耷拉在肩上的一条乌黑的毛巾擦汗。刘响年轻，快活而健壮 ，剃光的脑袋如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葫芦闪动着耀眼的青光。他喜爱赤膊穿一件白坎肩，敞 着怀，黑色的长裤扎起过于宽大的裤腿，拉起车一溜小跑，裤腿像灯笼一样鼓胀起来。他不 时捏一捏车把上的橡皮气球，一个亮闪闪的铜喇叭就会“呜哇呜哇”地叫唤起来。
刘响与别的车夫的最大不同是喜欢唱歌，会用开封小胡同里流行的《旱船调》唱一支内容特 别的歌。我跟母亲坐在车上，听他边跑边唱：“abcdefg呀，hijklmnop，qrstuv呀，咚不隆 咚呛，w、x，还有yz呀！”母亲一边听、一边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问：“孟老师， 我唱的咋样？”母亲说：“唱的好，你不该中断了学业，真是太可惜了！”刘响说：“要是 俺爹能多活几年，能供我多上几年学，说不定我就唱着这歌儿，带上俺娘和八哥儿，去伦敦 拉洋车了。伦敦不吃窝头，吃面包。”
我不知道刘响唱的是他自编的“英文字母”歌，却知道他确实没有吃上面包，他吃的是黑窝 窝，还要喝胡辣汤。每天一早，他把装着窝窝的干粮兜挂在车把上，拉车向胡同口走去时， 八哥儿就会拍打着翅膀叫起来：“胡辣汤，胡辣汤！”卖胡辣汤的矮胖子就在胡同口应声说 ：“别叫了，我给你哥盛上了！”
刘响很注意八哥儿的营养，常常把煮熟的蛋黄捣碎，拌在鸟食罐里喂八哥儿。晚上，他还要 攥着手电，钻到后院荒草棵里捉蚂蚱，他说八哥儿吃了这“活肉”才活得欢势。老蔡责怪说 ：“你把八哥儿娇惯成啥了，它是你媳妇？”刘响说：“跟媳妇差不了多少，天天拉车回来 ，只有它还能陪着我说说话儿。”
一个下雨天，刘响没有出车。我见他手托鸟笼，教八哥儿说“古德毛宁”，一遍遍不厌其烦 地纠正八哥儿的发音，整整折腾了半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古德毛宁”原来是“Good m orning”。当八哥儿终能以英国绅士派头向大家颔首问候早安的时候，刘响又拍着我的脑瓜 说：“要是我一时去不了伦敦，等你爸送你出国留洋时，你就把这只八哥儿带上，也叫它戴 戴博士帽。”
八哥儿却辜负了刘响的教诲。一天他拉车回来，八哥儿照旧地欢腾雀跃之后，又伸长脖子叫 道：“刘响，八格牙鲁！”刘响一呆一愣地望着八哥儿，“你小子说啥？”八哥儿又拍着翅 膀炫耀它的第二外语：“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哈哈！”刘响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日本儿 还没打过来，你小子就他妈的准备当汉奸了？看我宰了你！”老蔡说：“你对它发啥邪火？ 它又不是东洋鸟，没人教唆它，它咋会用东洋话骂人？”刘响掂起一个破铜盆，一边敲，一 边喊叫：“街坊邻里们听着，谁想叫‘八格牙鲁’，就找小日本儿‘八格牙鲁’去，别在咱 自家门口‘八格牙鲁’。我喂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鸟，别弄脏了鸟口！”老蔡说：“这地地 道道的中国鸟，你咋教它说啥‘古德毛宁’？”刘响分辩说：“那是叫它学西洋人向咱中国 人请安，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刘响怎样惩治了八哥儿。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恶声恶气地在门道里大骂八哥儿是“ 小贱人”、“汉奸坯子”。八哥儿扑棱着翅膀尖叫着向他求饶。次日一早，刘响对八哥儿说 ：“漱漱你的臭嘴！”八哥儿服服帖帖地把尖嘴壳探到小水罐里，一次次地饮水，却拒不漱 口，又一次次地一仰脖子，把水咽了。刘响又斥责八哥儿：“你要不把脏话给我屙出来，你 就不是中国的好鸟！”
一整天，八哥儿都缩在笼子里，为它的国籍问题发呆。
我想起了“宝塔糖”。我是吃了“宝塔糖”，才把肚子里的蛔虫打下来的，就对八哥儿说： “你要吃‘宝塔糖’。”八哥儿伸了伸脖子，说：“吃啦吃啦，哈哈！”
我记得，就是从八哥儿嘴里吐出了东洋话之后，世上才出了乱子。
干娘却说，是那只小母鸡领头闹事。
干娘家在北郊乡下。她说把剩饭倒掉可惜了，就捧着一个纸盒，从乡下带回来两只小鸡。那 是两个毛茸茸的小圆球，“啾儿啾儿”地叫着，在院子里滚来滚去。剩饭把小鸡养大，干娘 认出一只是公鸡，又说城里有闹钟，用不着公鸡打鸣儿，就把小公鸡杀了，做了“辣子鸡” 。我记得干娘用切菜刀割断了小公鸡的喉管，艳红的血就冒着热气汩汩地流出来。小公鸡蹬 着腿，扑棱着带血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小生灵的死亡。吃午饭时，不管干娘怎样 哄我，我只是哭着摇头，紧闭着嘴。干娘满面忧愁地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心软，长大了一 准受人欺负！”
小母鸡也在为它失去了惟一的伙伴而悲伤。傍晚，是它进窝的时候，它却在鸡窝旁徘徊不前 。干娘抓住它，把它塞进鸡窝。小母鸡睹物思亲，又扑棱着翅膀从鸡窝里钻出来。干娘满院 子撵它，它就“嘎嘎”地尖叫着，跟干娘兜圈子。干娘扑上去，扑空了；再扑上去，又扑空 了，满院子飞扬着洁白的羽毛如晶莹透亮的雪花。干娘终于把小母鸡挤到了墙角，小母鸡又 挣脱出来，拍打着翅膀飞上了树枝，颤悠悠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尖声啼叫。我听懂了小母鸡 的叫声，叫声凄切而响亮：“哥哥呀，哥哥！”
我对父亲的记忆总是在这里再次浮现出来。他站在堂屋台阶上，仰望着树上的母鸡，眼镜也 随着母鸡的啼叫一闪一亮。“不要抓它了！”父亲说，“鸡的祖先本来就是住在树上的，经 过人类驯化才变成了家禽。叫它在树上呆着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啥？不怕黄鼠狼把它拉吃了！”干娘说。
“对于鸡，”父亲说，“人吃了它，与黄鼠狼吃了它，都是一样的。”
夜里，我听见小母鸡在树上哭啼。
隔壁的八哥儿也遥相呼应，半夜三更就叫起了“古德毛宁”。
干娘多次起床，跑到院子里望天，“老天爷，这是咋了？”
胡同里的野狗也在“汪汪”地吠叫。
天亮，父母亲都去学校上课。一群老鼠公然跳上了书桌，骨碌着黑豆似的眼珠左顾右盼，接 着就翘起胡须、竖起前爪，在书桌上蹲下来开会，用我听不懂的鼠语“吱吱”地密谋。门外 传来八哥儿的叫声，老鼠们就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嗖嗖地跃起，在屋子里东蹿西跳。老谋 深算的大老鼠首先蹬翻了一个蓝墨水瓶，接着又撞翻了一个红墨水瓶，蓝色和红色的江河就 在书桌上泛滥。小老鼠们用脚爪和尾巴尖蘸了墨水，开始在白色的床单和米黄色的窗帘上努 力作画，画出了美丽的竹叶形和蝌蚪状花纹。我必须承认，它们比我用蜡笔在“棒纸”上画 的好看而且高深，可能是早期抽象派的作品。事态发展到了必须由小花猫出来收拾残局的时 候，小花猫却惊恐万状地跳上屋檐，接着又跃上房坡，躲在屋脊下“喵喵”地惊叫。
干娘跑过来，用笤帚疙瘩平息了老鼠的叛乱，用围裙制止了书桌上的水灾，又从桌子底下把 我掏出来，再次仰脸问天：“老天爷，你是咋着啦？”
下午，推水车的老人送水来了。听大人说，他推来的是“甜水井街”一口古井里的好水。他 提着两桶好水越过门槛、穿过院子，把水倒进水缸，在厨房门外的铁丝钩上取下一个竹制的 “水牌”，向门外走了两步，又心事重重地停下脚步，眼珠骨碌碌地盯着干娘。
“他大爷，你这是咋啦？”干娘问他。
老人晃了晃“水牌”，摇了摇头。
“你是叫俺续‘水牌’？铁丝钩上还有哩！”
“水井里，翻了一夜水花，咕嘟嘟地冒泡儿……”
“是人掉井里啦？”
“地底下，青龙翻身……”
“青龙？”
“世道要大乱！”
干娘呆呆地抱着我，望着老人推车远去的背影。
“出邪啦！”老蔡拉着洋车从巷口走过来，“杨家湖像开水滚锅，鱼儿也蹿出水面，嗖嗖地 直打水漂儿！”
干娘又抱紧了我，惶惶地望着老蔡。
“龙亭大殿上，有一条水桶粗的青花大蟒缠在大梁上。”老蔡把洋车停在树下，“斗大的脑 袋伸出来，嘶嘶地吐信子。”老蔡又望着鸟笼一愣，“瞧这八哥儿！一大早添的鸟食罐儿， 现在还满着。它不吃不喝，不‘八格牙鲁’，也不‘古德毛宁’了！”八哥儿却扑闪一下翅 膀，把自己倒挂在笼子里左顾右盼。老蔡又是一惊，“你是咋啦？头朝下吊着，都活得不耐 烦了？”
傍晚，父亲脸色阴沉着在小院里踱步。母亲回来时，他问：“听说了吗？”
母亲点了点头，脸色同样阴沉着说：“徐州丢了！”
“徐州”一定是一个十分要紧的东西。它丢了，八哥儿和母鸡、老鼠和花猫都在焦灼不安。 黑夜嚓啦一下罩住了小院。
狗们又在街巷里“汪汪”地叫着。
剧烈的震荡差点儿把我从床上掀下来。大地和小屋都在摇晃。 干娘急急用棉被裹住我，把我塞到床板底下。我听见了杂乱的脚步声。
父亲在院子里喊叫：“快出来，地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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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夹在书中的女人
万能的八哥儿总是像巫婆一样道破人类的灾难，它又扯着沙哑的嗓音叫出了一个新词儿： “警报，他妈的警报！”
那是一种拖长了的号哭声，从鼓楼上升起，在古城上空盘旋。行人在街巷里惊慌地逃跑，把 我的记忆践踏成零乱的碎片。窗户蒙上了不透光的黑窗帘。窗玻璃贴上了十字交叉的防震纸 条。停电了。煤油灯的玻璃罩上再套上一个伞形纸罩。干娘已经从惊慌中镇定下来，松了一 口气说：“妥了，事儿就是这了。”
警报在天上号哭，小母鸡却涨红了鸡冠，无畏地在地下啼叫。
干娘手中托着一个白生生的鸡蛋，向钻在桌子底下的父母亲夸耀：“鸡下蛋了！”父母亲望 着鸡蛋，怅怅地笑着，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开始打点行李。
地下堆满了书。一本硬壳书里，有一张照片掉下来。我捡起了那张照片。我记得，那应该是 一张六大小的照片。照片上侧身站着一个穿黑裙的苗条女子，整齐的刘海，短短的剪发， 半掩着清瘦的面颊，一双杏形的眼睛向我流露着哀婉的表情。
我跑过去问母亲：“她是谁 ？”母亲看了照片，向父亲瞥了一眼，说：“问你爸爸去！”
我又向父亲跑过去问：“她是谁？”
父亲看了照片，又看了看母亲，问我：“从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