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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好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指挥员们说：“红军就像一家弟兄，红一、红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有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二哥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有道理了。”
萎靡不振的张国焘也打起了自己的主意，他的计谋主要是想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兵折将的情况下，能把红２、红６军团抓到自己手中，以壮大“西南局”的力量。营帐下有人为其游戏代作《阳春白雪·南下有感》一首：
南下君独断。战刚开，损兵折将，神威减半。一场春梦依稀散。妄想再战也难。具晚矣！冬日流汗，盛夏炎天心胆寒，悔不该，固执反毛观，怎收场？厚颜干。
可钻那空登彼岸。不为晚，灵机应变，愤无蛮
干。啊救星二、六军团，争取他另眼看。到那时，雄机妙算，把他们都抓到手，有了权，愁你轻结伴。一起干，显强悍。
为了会同红２、红６军团一道北进，红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地区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等待了整整４个月，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全军几万人的吃粮成了大问题，根本无着落，基本上都是在靠野菜充饥。隆冬季节里，部队无法配发棉衣，有的战士仍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穿着未经硝制的牛羊皮。部队迅速减员，１个军中的伤病员多达１０００多人。
红军的生存越来越困难，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高级指挥员对这种军民纠纷也习以为常。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就曾对张国焘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集粮食和其它物品，比国民党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还凶。”
南下部队落到如此为生存而整日苦斗的地步，在这贫瘠之地也就很难再说发展。走上绝路的张国焘又怨谁呢？
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在事后也回忆说：“我们没有打赢百丈关一仗，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西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够搞好呢？”
５月间，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万人的吃饭成了总部每天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没有吃的，部队的巩固也渐渐困难。２１日，张国焘召集会议，研究寻找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问题。面对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来的南下川康主张是行不通的，说：“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更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川康是不能再呆下去了，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更加难做。这几个月，我反复思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夺取西北，创建西北根据地。”
朱德见张国焘终于说出了离开川康边的话，立即趁热打铁表示同意，说：“我同意张总政委的判断，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北上，到陕北去与党中央会合，扩大西北根据地。”
在这里，朱德和张国焘的意见好像是一致的，但与会人员心中都明白，两人所说的“西北根据地”是有着不同含义的。张国焘的“到西北去”并不是与毛泽东的红军会合，他的计划是由西康直接北出青海，再到甘北和新疆。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失利退入西康后不久，张国焘就派出余洪远和邵式平，先到甘孜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为继续退却作准备。
余洪远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４８个马站，就是马要走４８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
张国焘得此报告后，一个人躲在房子里连着几天都没有出门，他把川康西北与周边省区的地图一遍遍地审视，但他的目光从不愿在毛泽东所走过的路上停留，他力图避开与毛泽东相遇，仿佛中央红军所走过的从腊子口到陕北的那条道路如一条高压电线，碰上就要身亡似的。也就是说，张国焘意向中的往西北发展，目的地绝对不是陕北。因此，张国焘在最初选择由川康直接出青海的道路探明难通后，又选择了准备从甘南西进青海，再到甘北、新疆的道路。
第二十七回 炉霍撤销第二中央 贺龙率兵会师甘孜
与红２、红６军团的会师已是指日可待，红四方面军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抓紧时间进行整编，尽最大可能减少指挥层次，把从机关精简下的人员充实到连队，以有效地提高战斗力。短短半个多月时间，红四方面军经过整编，部队面貌大大改观。同时，为顺利完成北上道路的侦察和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红四方面军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与陕北主力红军会合做出努力。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人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分配粮食和牛羊等食品。但由于当地物产非常贫乏，征集到的食品很有限，因此，红军总部决定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规定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能分配３～５两，不足的部分以野菜代替。但是，红四方面军中有许多指战员没有右路军过草地时食用野菜的经验，有的战士在饥饿难忍中误食有毒的野草而身亡，由此也造成了许多战士对野菜的恐慌，有人饿着肚子也不愿去挖食野菜。
有一天，朱德请来通司和５个当地的藏族老百姓，向他们求教，并问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这几个人一听红军要吃野菜，开始一怔，接着都乐了，争相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立即组织领导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并组织由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这３大员组成的共有１０余人的野菜调查小组，委派警卫班长胡光隋当组长。
朱德亲自带队，在老百姓和通司的引路下，走到荒野里挖野菜。野菜小组从漫山遍野的荒草中，当天就找出２０多种可食的野菜。这些野菜在当晚就成了红军指战员的盘中餐。
次日，朱德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中开始推广挖食野菜的方法。野菜调查小组的成员被各单位聘请为“师傅”。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扩大为野菜大队，战果也相当辉煌。每天傍晚，红军将士们都像打了大胜仗一样，满载而归。大家又各自找到了一些在家乡吃过的野菜，很快就发现这里草原上有６０多种可食用的野菜。
“明天你们两个警卫员负责把这些不同品种的野菜，拣好的整棵挖回１０多棵来，我要栽野菜。”朱德说。从他手上拿起的铁锹看，今天他的任务是挖“野菜地”。
“栽野菜？”警卫员表示不解。等到了下午，他们真把这些野菜的活标本运回来几筐。
乐滋滋的朱德将这些野菜活标本一棵棵分类整理好，栽到了他刚在红军大学空阔的大操场一角平整好的“野菜地”
中。原来他要举办野菜展览会。
野菜展览会开幕这天，车前草、脚鸡苔、人参果、冬寒菜、黄花菜等６０多种形状各异的野菜排列着威武的队列，接受红军指战员的检阅。
“这是灰灰菜，这是荠菜，这是野韭菜，这是水芹菜……”红军将士们参观着这奇特的展览品，看着野菜一旁木牌上所标示的名字，认识了那些往日被统统称作野草的野菜，高兴地喊道：“原来这些野草都可以食用啊！”
“这几种怎么没有名字呀？１号、２号……这些编号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些野菜的名字。你们看那个大的牌子上不是写了吗。”朱德在一边作顾问解释说。
“革命菜！”
“对，革命菜。这些当地老百姓都叫不出名字但可食用的野菜，今天也来参加革命了，所以我给它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革命菜。为了有所区别，根据它们的高矮编了号。你们看，这是６号革命菜，这是７号革命菜……”朱德的幽默解释引得大家兴趣盎然。
参观完后，就在大操场上，朱德向列队的红军指战员讲话，他说：“野菜是个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人了！这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大问题，野菜加上油盐顶蔬菜，把它掺在饭里就顶粮食吃。它为我们准备过草地北上，提供了一个解决吃饭的办法。我们要纪念红５月，我号召大家都上山去挖野菜。”
浩浩荡荡的挖野菜大军在几天内就出征撒向四野，伸向远方。
女红军战士劳动中的歌声飘落在绿茸茸的草地上：
荠菜花开雪样白，妹挎竹篮坡上采。
骑马的哥哟草上飞，吆喝着牛羊围过来。
哥问妹到处找什么？
妹让哥下马猜一猜。
让哥猜，哥就猜：
红彤彤的灵芝草我没看见，
带刺的红玫瑰不好摘我偏要摘。
你这个傻哥哥哎，
哥有事呀你就快讲，无事快离开，
快呀，快！
你的牛羊吃了我的胖荠菜。
春夏之交的草地给红军带来了新生的希望，把鲜花缀满广袤的原野，将绿色奉献给敢尝百草的英勇红军。
此后，朱德又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
各连队都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准备过草地北上。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途中的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处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红２、红６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
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２、红６军团的战友们织了２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５月１日，红军总部结合国际劳动节，组织红四方面军部队举行战术表演和体育、文娱竞赛大会。这天，甘孜、道孚、丹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