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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９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９月１３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１、３军北进问题，第５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９月１４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９军东西应还９军。当即将原９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５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３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８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５、第９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１１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１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３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２１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１、红３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５军、红３２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１、红３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５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２、第６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９月１４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１、３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３０军、４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刚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１５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１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１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２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