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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又详细阐述了在川陕甘交界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最后用手指着地图上的甘肃南部，然后用力向东一挥，说道：“为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就是先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李先念和程世才，又讲道：“现在，胡宗南抢先占领了包座，又派４９师赶来增援，我们如果不消灭这个敌人，就走不脱。”
徐向前插话说：“我军各部现在还未靠拢，红３军，也就是红３军团还在草地中。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这时，大家对红１、红３军团等改称红１、红３军等还不习惯，多数情况下仍称原称。
毛泽东接着说道：“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３０军、４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徐向前最后说：“我们决心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打援。中央已经批准了前总的作战计划。你们３０军先以一部攻占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消灭４９师。红４军以一部攻占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１军团在巴西和班佑之间集结待命，并负责中央的安全。你们目前要抓紧时间尽快到达并占领包座，然后迅速做好打援的准备。我和叶剑英同志的指挥所设在上包座以北的末巴山上。任务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
李先念和程世才异口同声回答：“听明白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的手中晃动着铅笔，笑道：“好！祝你们成功！”与中央其他领导一同把李先念和程世才送出大门。
巴西距包座约有两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也同样在两三天内就能到达包座。红军为了抢在国民党军第４９师之前到达包座，占据有利地形，星夜向包座疾进。
为了尽快拿下包座，李先念和程世才商议决定：由红８８师担任打援主力，并且集中至少５个团的兵力来对付增援包座的国民党军第４９师。红军主力到达包座附近后，由第８９师全力攻取包座，第８８师则隐蔽进入包座西南地区，立即进行地形侦察、战场选择和做好打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鉴于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个大仗，又是一场硬仗。红３０军在行军途中召开师以上干部和前卫团第２６４团领导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
李先念说道：“我军肩负着打开北进通道的重要使命，能否消灭敌人将直接关系到全军能否顺利北上，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看着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政治动员和细致的准备工作，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会后，李先念和程世才把具体作战部署向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当即予以批准。
各部队出发前，又分别召集干部会。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作了具体的政治动员，他讲道：“我们的部队很快要打大仗，各政治机关的干部都要下部队做好动员工作。在此我提出３点要求：一是要发动党、团员起带头作用，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二是为了扫除北上障碍，一定要打下包座，消灭敌４９师；三是要把我们的困难向大家讲清楚。从６月以来，部队缺粮，吃的是野菜草根，战斗力有影响。只要我们能打好这一仗，以后就好办了。”
作战任务传达到部队后，指战员们情绪高昂，大家纷纷表示：“打国民党军第４９师，我们包打保胜，让毛主席和党中央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口号阵阵，歌声嘹亮，部队出动了。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红军将士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向着包座飞奔。
２９日下午，红军前卫团抵达距包座西北三四公里的地方。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向国民党军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敌机枪“哒哒哒”吼叫着，几乎听不到枪声间断。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河水还在暴涨，大雨滂沱。红军经长途行军后已很疲劳，泥水中作战已是个个滚得满身泥浆，浑身都浸泡在水里。
包座之战在这时还说不上是全面开始。
如此滂沱大雨浇在川西北草地附近方圆数百里的大地上，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大雨虽然没有影响包座之战的取胜，而其最终结局却是影响了攻打包座之战的整个部队的战略行动。这就是同在一片乌云下的张国焘“巧”借大雨又向中央再次发难。
左路军先头部队是在８月２１日在朱德等人率领下攻占阿坝的，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竟延迟１周在阿坝按兵不动。８月底，在党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第１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开始朝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２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我要求把中革军委会和总司令部的职权区分开，确立工作程序。”张国焘在红军总部中大发牢骚，他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所有原中革军事委员会机构应该一律归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应该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的军事命令。他们已经是两次不经我们就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现在又向东北，打什么包座。这个徐向前也是鬼迷心窍了。”
朱德的解释也是提醒，他说：“我党有个规矩，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我作为总司令应该带头执行。”
张国焘则不这样认为，他继续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我说的是军事命令。中革军事委员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但不应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总政委等于虚设。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乃至人事调动等，他都要过问，批定后才交我们执行。我们这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他毛泽东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我和毛泽东相处时间要比你长得多，我比你了解他，他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大家意见的。”朱德说。
“哼！老毛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和蒋介石没有什么两样，不仅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直接予以指示。因此，我说这老毛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有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其思维有时会走到很离奇的地步，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
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所谓天才主张作辩护。”
“国焘同志，你的话讲过头了。毛泽东的军事组织才能是很强的，他指挥的作战多能取胜。”朱德不愿听张国焘故意贬低毛泽东的话。
“哼！我早就听说这个老毛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可我不这样认为。他是个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视现有的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定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言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担负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乎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周恩来、刘伯承和李德闹得不可开交；在遵义会议后，我听说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朱德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与张国焘争吵是件没完没了的无聊事。
张国焘本来就对北进从内心中不满意，只是迫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得不勉强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但他却时刻在寻找借口把部队再拉回向南。就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３天，草地上铅垂的黑云裹携来一场大暴雨，张国焘侧耳倾听着平地上的炸雷，却好像听到了福音，眼睛为之一亮。
“好大的一场及时雨啊！”这是张国焘喊出喉咙却没有张开口的一句话，他向黄超说道：“传达我的命令，天降暴雨，通知部队暂时不要渡过噶曲河！”
朱德对张国焘如此独断专行的命令感到很意外，忙说：“雨下得并不大，噶曲河涨水也不可能到了不能徒涉的深度。”
张国焘扬脸望着开始放晴的天空，不以为然地说：“河上游的雨下得更大，部队泅渡有危险。说不定老天马上又要下雨，等一等再说。”
朱德清楚张国焘内心中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再也没说什么，挽了挽裤腿，带着警卫员潘开文向噶曲河边走去。
草地上流淌的噶曲河，河床本来就很浅，在这时容纳了刚从天空倾泻下来的暴雨，正在涨水，翻滚着草根和牛羊粪末，奔涌滔滔，显得水势不小。
河岸边有些红军部队在整装待命，高师长见朱德总司令来到河边，跑步前来报告。
令朱德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个连队在过河后，现在又返了回来，便问，“为什么回来？”
“总政委有命令，全部部队在河这岸听候命令。”高师长回答。
朱德没有再问什么，就对身边的警卫员潘开文说道：“小潘，你骑上我的这匹马，到河里去试一试水的深浅。”
潘开文拉缰策马跨进河流，向对岸走去。
朱德定睛看着水中稳稳行进的潘开文渐渐到达对岸，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水看着很大似的，其实最深才齐马肚子！”
潘开文到达对岸后，很快就返了回来。
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朱德拍着小潘的肩膀，说道：“走，回总部，告诉总政委，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在朱德在噶曲河边测水深的时候，张国焘在帐篷中也没闲着，他以“朱、张”的名义致电中央，口述了这样一份电报，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７０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３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３天全部赶回阿坝”。并提出，右路军应“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从河边回来后，兴冲冲地向张国焘说明噶曲河的水深实测情况，而这时的张国焘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话。由此，两个人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什么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你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我没有同意回阿坝。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在电报上署上我的名字？”朱德质问张国焘。
“党中央？哼！他们那几个人还要管我们？即决即行，有什么错？”张国焘的话语中明显目无中央。
“我说国焘同志，你我都是老党员，你的党龄还比我长。我们党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相反！”朱德的话义正辞严。
张国焘连“哼”了几声，却没有张口。站立在一边的黄超为张国焘辩解道：“事实就是天下大雨，河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