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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让出哪一个职务的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大事。历史证明，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战役”结局，相当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党内同错误路线斗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又夺取了一座泸定桥。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张国焘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那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天大的原则问题，慧眼独识的毛泽东洞察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幸甚，红军幸甚！
黑水芦花，一个耐人琢磨的地名。淼淼黑水之中竟然也会绽开灿烂芦花一朵。
在电话中，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事先找到张国焘，郑重私下通气宣布总政委的易人决定。恰巧的是张国焘在当时也表示不要总书记一职，他在得知其他常委对在是否让出总政委或总书记职务上有分歧时，竟得意忘形地对张闻天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嘛，我要总政委。”张国焘显然失算了，在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斗争中，看似沾了大光，其实真正的斗法胜利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张国焘。
张国焘在总政委的任职命令明确内定后，才姗姗来到黑水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组织问题的会议。
就在红３９团召开公审大会的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命令，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明令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为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一片诚心。
７月２１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领导有所变动：
原第１军团改称第１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原第３军团改称第３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原第５军团改称第５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原第９军团改称第３２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第４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９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３０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３１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３３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告别，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１０多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芦花寨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宣布各军番号和干部任命这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共１３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听取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报告，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统一对红四方面军的认识。这是张国焘所要求开会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本来很不情愿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只能引起内部混乱的问题，但张国焘逼到了这个地步，会议不得不开。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４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讲道：“总的来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可我不能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这是我对红四方面军的基本评价。”
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低，但能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很注意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也常有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１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１个团，师政委带１个团。这样，战斗虽然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投的准，尤其以第２７４团、第２６５团的夜战最好。总之，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接着，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作了介绍。
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陈昌浩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部队作战，没有出席会议，赶往毛儿盖。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整个会议应该说开得是较好的，但是，到了会议将近结束时，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近半个多月来的言行很是不满，会议讨论内容突然转向，变成了批斗会。
张闻天严肃地指出：“南下北上不仅是个战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战略问题，而是个相当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问题。”
博古的发言很尖锐，他几乎是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批评说：“我是坚决拥护北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焘同志非要坚持南下，说句不好听的，南下就好似麻雀往阴沟里钻！”
“什么麻雀往阴沟里钻？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吧！”张国焘猛然站立起来反唇相讥。
“对其它军事以外的问题，我主张暂缓讨论，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争的胜利。”朱德发言说，他极力缓和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对张国焘没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应有个正确的估量。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上是有着很大成绩的，并多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当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希望你们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我希望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在这时病得很重，但仍坚持出席了会议，他由于发高烧，脑袋胀痛得厉害，可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放弃川陕苏区，以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协作的，但会议后期的过火批评对改变张国焘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情绪，没有起到好作用，结果却正相反，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以至把张国焘推向了极端，这是此次会议上对张国焘提出过火批评的人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时局发展到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黑水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翻越巴不得包德山、打古山和最后一座大雪山——施罗岗，向松潘县的毛儿盖进发。横在他们面前的是难行的茫茫草地，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更加恶化并有所戏剧化。
第五回 艰难北进一步三停 沙窝分出左右两军
“藤缠树来树依藤，红军穷人一条心。
藤无树儿腰不硬，树无藤儿山不青。”
悠扬的山歌在群山峻岭中回响飘荡。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行军作战同时，始终保持着又是个宣传队的特征。７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