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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骚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７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１０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４９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１６字口号，这即是：“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１．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２．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３．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４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才多吃了２斤粮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惩一警百，我们都要吸取这个教训。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在危难关头，１斤粮食就可以救活几个革命人。”
红军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准备长途行军之用。为了路上应急备用，强制规定每人每天要筹够５个馒头的粮食，在每天的傍晚向负责管理粮食的干部交出５个馒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不例外。
每天做出５个馒头的工作定量是很重的。首先要到麦子地里收割，然后用火烤干后，用手掌搓出麦粒，就这道搓粮的硬工夫，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双手掌心都磨破了。最后才是磨粉，蒸成馒头。因此，有许多人一天下来不但自己吃不到馒头，有时还完不成任务。
宣传干事李伯钊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她的超额数也交了公。回来后只喝一点麦子粒煮的稀粥。为了避免饥饿，就减少活动，天还未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可饥饿中的肚子“咕噜咕噜”乱叫，她被饿得实在睡不着。
另一间房子里的陆定一也同样被饿得四处想找点充饥的东西。他和李伯钊几乎是同时寻找到了刘少奇的房间。刘少奇的５个馒头的任务大概还未完成，这时还没有回来。李伯钊看上了房间内矮凳子上的一把绿油油的青菜，高兴地对陆定一说：“陆部长，咱们先把这把野萝卜菜借回去吃了再说，明天挖了再还他。”
陆定一也为找到充饥的食物异常高兴：“野萝卜菜，好，好！不过，可不能生吃。这个地方的野萝卜菜说不定会有毒，煮熟了再吃就可以了。”
很快，一盆热气腾腾的野菜汤煮了出来。李伯钊和陆定一两个人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光了。他们惋惜这点野菜太少了，只能是哄骗一下自己的肚子。
到了半夜，李伯钊突然呕吐不止，她开始怀疑是自己晚上吃野菜中了毒。但是，陆定一却一点事都没有，还赶过来看望和请医生，说：“是不是喝了生水，或许是霍乱？”
刘少奇也被这边的吵闹声弄醒，和警卫员一起赶过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明白李伯钊何以这样难受的呕吐，关心地问道：“是不是吃了有毒的东西？”
“没有啊！”
“晚上吃的什么？”
“野菜。”
“是不是野菜中毒？”
“不会的。我们两个一同吃的，汤都让我喝光了，你们看我一点事都没有。”陆定一想了想，又笑着对刘少奇说道：“噢，那野菜还是从你那里弄来的呢。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住了。
明天挖了还你。”
“我的野菜，我们已经吃了呀！”刘少奇感到奇怪。
“就是你房间矮凳子上的野萝卜菜。”陆定一回答。
“哎呀，怪不得刚才我还问警卫员我的烟叶哪里去了。那是我昨天采的野烟叶子！”刘少奇解释道。
医生来了，诊断检查后判断是野烟叶中毒。
警卫员不解地问：“这还是怪了，这野烟叶子宣传部长吃了就没事，可宣传干事吃了就中毒这么厉害？”
医生解释说：“不用问，陆部长平时抽烟很厉害。误食了野烟叶子，对一个抽烟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一个不抽烟的人，就会引起中毒。李干事又是在空腹的饥饿状态下误食了野烟叶子，所以发作得厉害。没有大的危险，明天就会好的。”
“看来为了免于野烟叶子中毒，大家最好像我一样，学会抽烟吧！”陆定一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平时不太容易露出笑容的刘少奇也笑了，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声，快步走出房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谈了李伯钊误食中毒的情况，焦急地说：“我想这样的情况在部队中也会很多，都断粮了。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一天，邓小平用布口袋提着自己劳动后做出的几个馒头交公后，见李伯钊在一边噘着嘴生气，知道她肯定又没有吃的了，便把自己布口袋中的１个馒头递给了李伯钊。
“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邓小平认真地说。
李伯钊接过馒头，感动地流下泪水。
饥饿得要发疯的人们不仅从含有面粉的神像泥土中寻粮，活人肚子里的麦粒也成了寻粮的对象。行走在前面部队中的人狼吞虎咽吃下的麦粒因种种原因难以消化，通过肠道带着粪便和血污排泄出来。后面的部队就像鸟儿觅食一样，又把这些麦粒拣出来冲洗后吞下。
饥饿逼出了新的“食谱”。聂荣臻的警卫员弄来了一面破鼓，把上面的牛皮剪下来煮着吃，大家胃口大开，开玩笑说：
“还颇有点海参的味道呢！”
干牛皮也能吃的消息很快由行军队伍前边传到后面。于是，有人在路上把过去扔掉的皮草鞋拣了回来，放在火上烧焦，把焦糊的地方用刀刮干净再用锅煮。脚上正穿着的皮草鞋也煮吃了，后来又把身上的皮带和枪背带解下来煮着吃。
“如果有粮食，我一顿能吃下８斤米！”有的战士在这饥饿中，感到即使一个大粮仓，他也能吞得下。
肚皮贴着脊梁，肚子发出“叽哩咕噜”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在寂静的荒林山野上传得很远。荒野上的这百肚争鸣，常引来大家的一阵阵笑声。
在川西北的红军弄到了这种少吃缺粮的地步，若是再如此下去，真是不用等国民党军来动武，红军本身也会因粮食问题自行解体。
７月１８日，红军采粮人员及掩护部队外出采粮，在丹巴路上被藏民土匪武装袭击。因领导者指挥有误，招致军心动摇，粮食被抢走，人员也受到损失。红军总部当即命令第３９团团长率领２营前往增援。这次遭遇战，红军损失惨重，失掉长短枪４０支，伤亡４０人。这些使采粮受到损失的领导者，回来后全部被逮捕。次日下午４时，红３９团及军直属队召开军人大会，公审在采粮中使部队遭受损失的５名指挥员，并执行枪决。
“不这样不行呀，粮食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弄不来粮食，我们几万人就要都自毙在这里！不枪毙几个怎么能服众？”朱德对那些求情者解释说。
黑水河边黑水寺，这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毛泽东双眉紧皱，他越来越感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鬼地区，不能再拖了。如此贫困的地区，所产的粮食连本地老百姓吃的都不够。数万红军再在这里吃饭，那怎么行？非得都饿死不可！”
“有人却不愿意走呀！”周恩来说。
“必须拉着他们走！”毛泽东的语气很坚定。
“有人是在要官，要大官，官小了他们根本看不上。”周恩来直接说道。
“这简直是讹诈，是利用党现在一时的困难进行政治讹诈！”毛泽东气愤异常。
“为了红军的团结，我可以让出总司令一职，如何？”朱德说。
“不行，总司令这个职权绝不能让出。他看上的是这个总司令，可我们不能给他！是不是可以多一个副总司令，把四方面军的领导纳入到军委来？”周恩来提议。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他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副总司令。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把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工作，迅速打击敌人，红军千万不能分裂，为此，中央必须作出点让步。”
张闻天摇着头，提议道：“我还是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吧，他很可能看上的就是这个一把手位置。”
“那怎么行！总书记代表着党的权威，不能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想了想后又说：“我看宁愿交出总政委，也不能交出总书记。”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交出我原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周恩来提议。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统一，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将周恩来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并决定对组织作必要的调整。
这个让出哪一个职务的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