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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在“国旗亵渎法”和宪法之间做判断。该法庭引用了联邦最高法院过去的判词，“政府承认，个人有权与众不同，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的核心。政府不能用法令来维护公民的情感统一。所以，政府不能自己塑造一个统一的象征物，在这个象征物上附加一组它所主张的含义”，再强制民众服从这一象征物的地位。作为原告的州行政分支只得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我们看到，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常常引起分歧。因为，立法分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立法，前后是可能相互冲突，甚至与宪法冲突的。司法分支在判案时，就会遭遇这些冲突。例如一些“象征性言论”究竟是否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涵盖下，不同历史阶段就有不同的理解。法官们的思考，也反映了美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考。在1982年“美国政府对金姆”一案中，联邦第四上诉法庭认为，烧国旗不属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范围，而在1984年，联邦第十一上诉法庭认为，烧国旗在作为一种言论表达时，是应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的。
约翰逊一案进入最高法院已是1989年。恰在此前，芝加哥有个学生办了一个艺术展。美国人有个共识，就是艺术创作是言论自由中最自由的部分。艺术家可以作出一切聪明和恶劣的创作，但不会有人干预。这次展览不仅有烧国旗以及国旗覆盖棺木的照片，还向参观者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展示美国国旗的恰当方式？参观者可以留言。这时，一个“恶劣”的念头冒出来了：主办者在参观者和留言本之间的地板上，平铺了一面美国国旗。想留言吗？你必须踏着国旗走过去，站在国旗上。
本来是最没人管的艺术展，却引起朝野大哗。可见大多数美国人是多么热爱国旗。两个州议会相继通过议案谴责这一展览。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议会都随即立法禁止把国旗铺在地上。有五千民众集会抗议这个展览。甚至连当任总统布什，也出来谴责这个展览。1989年3月16日，美国参议院以九十七比零一致通过了对1968年联邦反亵渎国旗法的修正案，规定以后谁把国旗铺在地上就是犯法。
正在这个上下群情激愤的时候，“约翰逊烧国旗案”火中的星条旗抵达联邦最高法院。这也是此案在美国格外有名的原因之一。就在国会通过反亵渎国旗法修正案的第五天，联邦最高法院召集约翰逊一案的双方代表，听取辩论。
代表州政府行政分支的德儒律师一开始就指出，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以何种方式表达观点的自由，有两条理由：第一，烧国旗是一种违法的“破坏和平”及“战斗性言辞”。据以往最高法院的判例，“破坏和平”言论和“战斗性言辞”不受宪法保护。最经典例子就是，在满场的电影院门口无端大叫“着火”，就是“破坏和平”的言论。而“战斗性言辞”是指会引起听者动手还击的挑衅，比如指着一个人破口大骂等。第二，州政府必须“保护国旗作为民族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德儒律师据此指出州的反亵渎国旗法是符合宪法的。因此，约翰逊烧国旗也就是违法行为。
代表被告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肯斯勒律师指出，州的反亵渎国旗法过于模糊，外延扩大，在执行中难免侵犯公民权，是违宪的。他以词典为据，解释“亵渎”的含义。他说，“亵渎”的对象是某种神圣的东西。由于美国国旗的平民化特点，经常出现在喜庆幽默乃至滑稽的场合。比如说，总统夫人就有一方国旗图案的围巾。姑娘们有国旗图案的比基尼泳衣。商店卖热狗也常插上一面小国旗，你咬第一口之前就把它丢进垃圾桶了。这些你都可以说是“亵渎”。
他辩护说，约翰逊的行为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反政府声明，而这种象征性言论是应受宪法保护的。他举出约翰逊的证词：“因为我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我可以对国旗做我想做的任何事，而政府没有权力阻止我。”肯斯勒律师强调：政府无权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在我们见闻自己所痛恨的东西时，比遇上喜闻乐见的东西，更考验宪法第一修正案。它本来就不是为我们的喜好而设计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宪法修正案（来加以保护）”。
1989年6月21日，最高法院经过休庭“长考”后表决，以五比四判定约翰逊的行为构成“象征性言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最高法院解释，判定一种行为是否具备足够的“交流成分”，法庭必须检验该行为“是否有传送特定信息的动机，旁观者理解该信息的可能性是否足够大”，该行为是否有“表达的内容”。大法官指出，就是得克萨斯州政府也承认，约翰逊烧国旗的行为具有足够的表达内容。因此，可以将其归入“象征性语言”，从而可以提出要求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我们看到，最高法院只判定约翰逊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表达”，而根本不管他表达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最关键要点“内容中性”，即法律在保护言论自由时根本就不考察言论的内容。
然后的问题是，该案援引的得克萨斯州法是否涉嫌压制“表达自由”。针对州一方提出的两条辩护理由，大法官指出，第一条“防止破坏和平”没有事实根据。因为约翰逊烧国旗的行为虽然引起震惊和愤怒，但事实上并没有破坏和平的事件发生。也没有事实证明：该行为构成“战斗性言辞”，挑起反击而破坏和平。大法官说，“在我们的政府制度下，言论自由的功能就是引起讨论。当它引起不安，造成不满，甚至使得别人愤怒时，也许正是达到其最高目的的时候”。
对于另一条理由：“基于民族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其象征物不容亵渎。”最高法院裁定，该理由涉嫌压制表火中的星条旗达自由。大法官说，正因为国旗象征的是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而不是什么其他小东西，所以很难使人信服，约翰逊的行为就足以危及这一象征。大法官指出，国旗确实具有崇高的地位和象征，可是不能以此来压制任何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布列南大法官写下的这段话此后常被引用：
如果说，在第一修正案之下有一个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政府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思想被社会视作冒犯，不能接受，就禁止这种思想作出表达。对此原则，我们不承认有任何例外，即使我们的国旗也被牵涉其中。
就这样，联邦最高法院不仅维持了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并裁定了当时的“反亵渎国旗法”禁止和惩罚公民用烧国旗的行动来表达政治观点是违宪的。
五比四真是个很悬乎的投票结果，非常形象化地表达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挣扎和困惑。这个结果一宣布，布什总统立即针锋相对地表态，“烧国旗是错的，大错特错”。同时，报纸马上刊登了胜诉者的新闻照片，照片上的约翰逊竟是胜利地举着一面烧黑了的美国国旗。相信这张照片恶心了大多数的美国人，可是，他们暂时认了。既然他们并不满意这个结果，那么他们认同的是什么呢？他们认同的是制度和宪法，那是他们共同的契约。
假如民众对最高法院的判定感到绝对不可接受的话，还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使保护国旗的立法直接进入宪法，起死回生。但是宪法修正案的产生很不容易，必须经过参众两院各以三分之二通过，再由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构通过。或者，要有三分之二的州议会提出召集修宪大会，在会上有至少四分之三的州通过，才能成功。
这就是美国人认同的既定程序。当一个程序完成，人们必须在承认这个程序结论的同时，尝试下一个程序。对于“烧国旗”，立法分支有“不让烧”的立法，行政分支予以支持。但是，司法分支判定，在“不让烧”的法律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时，它是违宪的。在美国契约的既定程序中，“烧国旗”一案目前正走到这一步。这就是我说他们“暂时认了”的意思，他们承认了这个阶段结论。现在，“不让烧”的一派要走的下一步，应该是尝试建立宪法修正案。因此，最高法院裁决刚宣布几天，布什总统就建议，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来推翻这个判决。然而在美国的制度下，宪法修正案的两个三分之二和一个四分之三是很不容易达到的。
可是，从当时的民意去看，对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似乎不必太绝望。宣判后，很快有三十九个有关的决议案提到了参众两院，要求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参议院以九十七比三，众议院以四百一十一比十五的大比数，各自通过一个决议案，表达对这一判决的关切。同时有十六个州的议会，通过决议案批评最高法院的决定。此类决议案在美国是一种民意表达的方式，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民意测验还表明，百分之六十五的民众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百分之七十一的民众赞成采纳宪法修正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新的立法，即1989年国旗保护法。它强调，美国国旗和其他象征不同，具有历史的无形价值，故禁止任何人有意地损毁、污损、燃烧国旗，禁止把国旗铺置在地上或践踏国旗。布什总统火中的星条旗立即签署同意。国会实际上是借助民意，再次重申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原反亵渎国旗法。国会以重新立法的方式挑战司法，这是非常少见的。
在国会通过该法后仅几小时，就有人在国会大厦前当众烧毁了一面国旗，以示挑战。原来极其罕见的“烧国旗”案，因此发案率大幅上升。这是处于少数的一派在有意挑战司法。民主制度的法律是多数人的契约，并不天然保证少数人的公正待遇。少数人寻求公正待遇和保护的最后一个庇护所是独立的法庭。为了推翻一个法律，你只有以身试法，才能给最高法院一个裁定上诉案的机会。
由于已有约翰逊案的判例在先，所以这些案子往往在地区法庭上，就不约而同地被法官们裁决违宪。于是，又有两个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两案并一案，再度听取辩论，审查这个备有争议的烧国旗问题。结果，最高法院再次以五比四判定，1989年旗帜保护法也同样违宪。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产生后，可能会经历漫长的，涉及政府三个独立分支和民众的反复推敲。“烧国旗”犹如一个烙饼，不断被翻来覆去地煎烤。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见都在法庭和电视里反复讨论，大众和精英充分地进行交流。民众在倾听各种观点之后，也从单纯的感情冲动中清醒，开始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类讨论和交流，是美国人悄悄地提升他们国民素质的一个途径。在最高法院第二次裁决以后，部分民意转向理解和支持最高法院。国会也开始逐渐转变。众议院曾经通过一项禁止烧国旗的宪法修正案提案，1995年12月12日，此提案在参院表决时，以三票之差被封杀。1997年6月12日，众议院再次努力，以三百一十票对一百一十四票又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提案，再次送往联邦参议院。
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诺曼·铎森教授再次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说，自约翰逊案件以来，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化，问题很简单：是保护国旗还是保护宪法，我们只能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