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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自己离开法庭回家，他们走不到家里，可能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了。那些白人陪审员们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可是仍然受到民众的叫嚣和骚扰。
第二天一大早，新奥尔良市报纸上出现一则小小的广告，却使得整个意大利裔社区都被震动了。广告的标题是：“群众大会”。
广告内容是：“3月14日，星期六，上午十点，邀请本市所有良民在克雷雕像面前聚会，以挽救在汉尼希案件上寻求公正的失败。起来准备行动。”在后面，是长长的六十一个召集人的签名。里面包括沙士比亚市长的副手帕克森，以及几个“五十人委员会”里的成员。
驻在新奥尔良市的意大利领事，在清晨读到报纸上召集群众集会的广告，大吃一惊。他立即赶出去，试图设法制止。在他看来，这则广告的意思，就是当地的白人联盟要煽起一场对意大利裔居民的战争。他立即赶到市长办公室，在那里，领事见到州司法部长也赶来了。可是，市长不在。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们两人像没头苍蝇一样，焦急地寻找市长，宝贵的时间却在无情地克雷雕像前的聚会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一分分走过。
1891年3月14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
十点钟，在亨利·克雷的雕像前，已经聚集了大约六七千人。三十四岁的市长副手帕克森等人，爬上了雕像的座子。他宣称，“声名狼藉的陪审员”开脱了“黑手党的黑社会”，并且问，“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去给凶手定罪？”下面，是一片“吊死dogaes！”的回应。另一个人的讲话是这样结束的：“绅士们，让我们去行使我们的职责！”
他们出发了，一路上出现一批百人左右带着长枪短枪的民众，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且走在队伍最前面，成为后来的“行刑队”。这个神秘出现的“行刑队”，人们一直不清楚它的来由，直到1955年，一个七十八岁死在佛罗里达的老人，留下一份自诉，人们才解开这个谜。他就是当年“行刑队”的一员。这个“行刑队”是在陪审团结论宣布两小时之后，在帕克森的法律办公室里，由“五十人委员会”私下安排的。还要求他们发誓，永远对“行刑队”成立的过程保密。
他们一路向县监狱进发。监狱周围都是黑人区，看到一群杀气腾腾的暴民涌来，随行的记者听到一名黑人妇女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感谢上帝，幸亏不是一个黑人杀了警长！”
人群中还在愤愤地传说，昨天，“黑手党庆祝了他们胜利”，“黑手党的旗帜在街上飘”。其实，这是意大利国王的生日，意大利裔居民把它看作是传统的节庆，也有传统的庆祝活动。那些在飘扬着的，只是有着意大利王徽的旗帜罢了。在偏见和仇恨之中，谣言是多么容易如长上翅膀一样，在愤怒的人群中穿行。
意大利领事终于在郊外找到了正在这里作客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这名州长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一名将军，打仗英勇无畏。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照样在1877年1月，领导三千名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联盟民兵，赶走了战后重建时期的州政府，然后自己在政府大楼里宣誓就任州长。
州长是市长的好友，在听了意大利领事的告急之后，他说，他也看了广告，认为这没什么，只是一次“和平的集会”。再说，他不打算“干涉市府的内政”。他说他今天给过市长一个留言，让市长给他回电。所以建议意大利领事在他这里等等。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领事虽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只能抱最后的希望暂时等在那里。
此刻，将近两万个市民包围了县监狱。在监狱附近是黑人的住宅区。白人民众为了表示他们的行动是“代表了所有新奥尔良人的意愿”，就邀请黑人参加，结果也确实有不少黑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监狱里，典狱长那天一早就知道情况不妙，守在大门外的十来个警察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回来。典狱长先把带着长枪的卫兵安置在各处保护监狱。然后急着给市长打电话。他找不到人，却眼看着人声鼎沸，暴民逼近了。最后，他们对峙在监狱大门的两侧。暴民们要他打开监狱，交出意大利裔的囚犯，被典狱长断然拒绝。于是，暴民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试着砸开全钢的监狱大门，都没有成功。他们又想起，在另一条街上，监狱还有一个小门，远没有这么结实，便转而向那里涌去。典狱长见势，赶紧把大多数警卫设防在这个小门后面，可是他当然知道，寡不敌众，最终是守不住的。他的最后一丝希望还是向上司求救。他急着给市长和警长打电话，可还是找不到人。
典狱长终于绝望了。他下令把所有的囚犯关在囚室内，却把那十九名意大利裔的囚犯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坚持不了多久了。他决定现在放了他们，让他们躲藏逃生。可是这个监狱虽大，却没有多少能够隐藏的地方，他建议他们躲藏到女囚部去，那里相对好些。他们要求典狱长给他们发枪。他没有同意。他说，他只能给他们很短的时间，让他们自己躲藏起来，然后他就把监狱内部所有的门都锁上，使得暴民们进来之后不那么畅通无阻。
这十九名意大利裔的“自由人”疯了似的四散奔跑开来。
等在州长住处的意大利领事，终于熬到了电话铃响。接电话的是和他同来的州司法部长。他接完电话，转告领事和州长：暴民已经进入县监狱。
科特领事冲出屋子，前往县监狱，想自己前往阻挡。他一点没有概念，究竟有多少暴民在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场面。
监狱的那扇小门已经被砸得稀烂。市长副手帕克森等三个领头人，带了六十个行刑队员进入监狱，其余的把在门口。典狱长的卫兵们不仅没有抵抗，还向暴民交出了手中长枪，甚至还有人指点了逃亡者的去向。第三层的女囚部，有六个逃亡者在那里，听到楼梯的脚步声，他们跑过走廊，从另一个楼梯下楼，可是通向院子的门是锁着的，而杀手们已经在女囚的指点下追来。这六个意大利裔的逃亡者站在那里，生生地看着他们逼近。相距不过二十几英尺的时候，上百发枪弹齐发，打碎了他们。
另外三个逃亡者包括马切卡，在男囚部的走廊被另外一些暴民抓住，马切卡试图反抗，立即被近距离打死，形状惨烈。另两人都被枪弹击中，还有两个单独躲藏的，也被搜索出来拖到走廊，遭到枪击。每次传出枪声，都引发外面民众的欢呼声。这时，几个领头的决定，来一个公众的庆典。
他们命令抬出还有呼吸的受难者，一名被拖到一个街区之外吊上电灯杆，在他还在挣扎的时候，又一阵乱枪射来。接着，另一名还有呼吸的受难者被如法炮制，吊到了一棵树上。
意大利领事科特赶到了。他眼前满是狂欢的人群。他看到在人群中，有大约两千多名是妇女儿童。
几小时的血腥屠杀和庆典，如一阵风暴扫过。暴民们满足了，大多散去。在监狱中，典狱长戴维斯从各个隐蔽的角落找出八名幸存者，那名十四岁的男孩马切斯也在其中，而同被宣判了“罪名不成立”的男孩的父亲，已经和其他十名遇难者一起，死于暴乱者的枪口之下，再也不能回家了。
根据《大百科全书》对“私刑”（lynching）的定义，私刑是暴动的民众暴力行刑的一种形式……杀死有真正罪行、或是假设有罪行的个人。按照这样的定义，1891年3月14日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件，总共有十一名意大利裔市民，被暴民用私刑处死。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私刑。
“新奥尔良私刑”事件，折射出1891年美国各个层面的问题和状况。不仅反映了1891年的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和南方的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美国媒体的状况和认识水平。在遭遇社会治安被来自意大利移民的黑手党挑战的时候，在安全普遍感受威胁的时候，民众会自然倾向于不顾一切，只求安全只求“有效打击”。尤其是民众认定的犯罪分子集中在一个陌生的群体中，和主流民众之间不仅文化隔阂，甚至语 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言不通。这个“族群”会自然被人贴上“标签”，他们的个人权利会非常容易遭到侵犯。
事件发生之后，在全美国，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近一半的报纸，对“新奥尔良私刑”是持肯定态度的。理由是，“新奥尔良人的生命和财产更安全了”。新奥尔良人“被激怒”了，不得不起来打破他们生活其下的犯罪集团的“恐怖统治”。其原因就是，当时的民众，包括在北方大城市中，都遇到陌生的意大利黑手党犯罪的威胁。有组织的犯罪势力强大，警察系统难以奏效，寻求正常的司法程序往往失败。我们从电影《教父》中看到的情况，一点没有夸张的成分。直到今天，意大利西西里岛本身，还在为黑手党犯罪而头痛万分。
这是让我们陌生的一百年前的美国。因为在今天，美国的民众和媒体已经普遍有了比较根深蒂固的法治文化。不论是什么原因，私刑已经是一个绝对负面丑陋的词。也根本不能想象主流媒体会支持私刑。这种变化来自于美国人在历史上的两个艰巨的努力。一是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司法系统独立、公正和有效；二是对民众的“公民”和“法治”教育。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就是他们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教材。无疑，制度的建设是最重要的，而当我读这样的南方故事，再看看我的南方邻居和朋友们在今天的法治观念。我就知道，后一部分内容，在美国的进步中，也是绝不可缺少的。
不仅如此，这一事件也折射出，美国在建国时作为一个保留州主权的联邦，制宪时无法在宪法中解决的死角。
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哈里森表示这样的罪行“骇人听闻”。可是，面对意大利政府的抗议和“对家属赔偿” 和“惩治凶手”的合理要求，联邦行政分支却无能为力。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主要的管理权利都留在州一级，其中包括司法的刑事审理和处罚权。因此联邦政府无权迫使州或者市一级起诉凶手，而联邦法庭又没有这个权力。
为了应对意大利政府，甚至连哈里森总统，都曾经指示联邦司法部长派人私下前往新奥尔良，调查私刑死难者们在汉尼希谋杀案中“确实有罪”的可能性。虽然他本人就是律师，当然知道不论他们是否“有罪”，私刑都是违法的，对被害者都是不公正的。虽然市政府试图提供所谓“证据”，联邦的调查报告仍然显示：这些受难者们，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涉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黑手党或者任何类似帮派的成员。
我们到达新奥尔良的那天，当地寒风刺骨，意外地飘着小雪。第二天一早，满街是南方灿灿的阳光，洒在游人们的身上。我们在老街小巷里转悠，捧着一本城市老照片集，寻寻觅觅，试着找到当年这一事件的遗迹。一百年过去了，原来是贫民居住的意大利区，现在新楼林立。当年暴民们集合的那个街口还在，那条街却已经变成了汽车大道，街心的绿化带和克雷雕像都不复存在了。就连庞大的县监狱，也已经拆掉，片瓦不存。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意大利裔的受难者，他们并没有离去。
“新奥尔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