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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私人财产，不等于社会绝对不要求私人为社会作出合理牺牲。关键是以“公用”的名义征收私产，在执行中要做到合理行使“国家征用权”，最终必须依靠社会整体制度的健全和复杂运作，其中包括一些看上去和征地毫不相干的部分，例如新闻监督的健全、民间社会的发达等等。只有公私划分的每一步都是透明的、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才有权要求个人作出有补偿的合理牺牲。这时，仍然可能会有个人是不满意的，但社会却不会积累大规模的怨恨。
第三辑 泰丽之死提出的问题
小时候看莎士比亚戏剧，看不懂哈姆雷特的痛苦：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想这算什么问题，还用得着问。不是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长大经历得多了才知道，当人们面对活着还是死去这样的两难困境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悲剧。
在2005年3月中下旬的两个星期里，美国朝野为一个女人的生死两难而分裂成两个阵营。这个女人叫泰丽·夏沃（TerriSchiavo）。
一、十五年生死之间
1990年春天，26岁的泰丽因体内钾失衡导致心脏停跳、缺氧而造成对大脑永久性伤害。泰丽失去吞咽的能力，失去意识，她的生命必须用营养管维持。法庭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指定她的丈夫麦克·夏沃为她的法定监护人。1992年，州法庭陪审团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判决一百万元赔偿，其中七十万专门用于泰丽的护理。
泰丽的父母辛德勒夫妇，以前和女儿女婿相处得非常好。老两口从北方宾夕法尼亚搬到南方佛罗里达来生活，小两口随后也搬了过来。泰丽残废以后，一开始辛德勒夫妇把女儿接到家里，女婿麦克也一起搬来，以便照顾泰丽。后来他们将泰丽送进专门的护理医院，辛德勒夫妇申请改变泰丽的监护人没有成功。
1998年，麦克向法庭提出，由于泰丽处于“持续植物状态”，申请法庭下令撤掉泰丽的营养管。他说，泰丽自己不愿意这样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的生活。他说，他以前和泰丽一起出席一个葬礼的时候，泰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坚持说撤掉营养管而死去是泰丽自己的意愿。而泰丽的父母辛德勒夫妇却坚决反对，他们寄希望于医学的奇迹。泰丽的丈夫和父母，从此为泰丽的生和死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司法诉讼。
2000年，佛罗里达州法官格列尔判决，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可以将泰丽的营养管除去。这一判决的依据是，佛罗里达州法律允许对没有康复可能的“持续植物状态”的病人停止医药和营养，只要病人本人没有留下反对的遗嘱，或者代表病人的监护人提出申请。2001年4月24日，泰丽的营养管第一次撤除，辛德勒夫妇立即提出上诉，两天后州上诉法庭下令，此案应重审，在重审期间仍然使用营养管来维持泰丽的生命。
2002年，州上诉法院对此案听证。有三个医生，其中两个是丈夫麦克指定的，一个是法庭指定的，在法庭上作证说，泰丽处于“持续植物状态”，没有康复希望。但是父母指定的两个医生作证说，泰丽仍然有可能恢复。法官特列尔再一次判决，可以撤除泰丽的营养管，但是这一次不是立即执行，而让泰丽父母有上诉的时间。
结果，泰丽的父母在州上诉法院的上诉失败，州上诉法院维持特列尔法官的原判。2003年10月15日，特列尔法官第二次下令撤除泰丽的营养管。这时，此事已经惊动了佛罗里达州的立法议会。州议会通过了一个紧急法案，授权州长杰布·布什可以阻止执行法庭的这一判决。佛罗里达州州长是布什总统的弟弟。此法案被称为“泰丽法”。法案通过两个小时后，杰布州长命令重接泰丽的营养管。这一次，泰丽的营养管中止了六天，但是泰丽仍然活着。
2004年9月23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决，泰丽法是不适当地干预了本来属于司法决定的职权，作为行政首脑的州长，无权阻止法庭的命令，因此此法是违宪的，宣布无效。州长随之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2005年1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的上诉。州法官格列尔随之确定，3月18日可以撤除泰丽的营养管。2月28日，泰丽的父母向法官格列尔提出，让他们的女儿泰丽和丈夫麦克离婚，重新指定监护人。格列尔驳回了这一申请。泰丽父母提出上诉。3月16日，佛罗里达上诉法院驳回了泰丽父母的上诉。
3月18日到了。泰丽的父母和他们的支持者，将他们的请愿转移到联邦首都华盛顿，向国会议员们发出呼吁。整个案件发生在佛罗里达，是在州法律的框架下走的州司法程序，根据美国的联邦制度和分权原则，国会议员们鞭长莫及。可是营养管一旦撤除，泰丽只能维持一到两星期的生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向泰丽和她丈夫下达出席听证会作证的传票，想用这种方式来临时阻挡拔管。州法官格列尔下令禁止执行这一传票，理由是联邦国会没有权力来干预州法庭的命令实施。众议院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干预，遭到最高法院拒绝。
泰丽的营养管第三次被拔掉。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她将不可避免地在今后一两周里死去。泰丽的丈夫说，这正是泰丽自己愿意的，“这是泰丽的愿望，这是泰丽的选择”，麦克是为泰丽的愿望得到实现而努力，是在争取泰丽“死的权利”。不愿这样活着，就有权“尊严地死去”。而泰丽的父母说，他们的女儿还活着，是想继续活下去的，活下去才是泰丽的愿望，现在他们是在争取泰丽“生的权利”。
泰丽一案，惊动了社会。双方都有社会上的支持。泰丽的父母，却已经穷尽了州里的一切司法的和政治的途径。3月18日后，他们只能再一次向联邦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呼吁。在此后的两周里，当他们的女儿在死亡面前徘徊的时候，生和死的两难困境，再一次惊动了联邦政府和佛罗里达州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惊动了全国所有媒体，惊动了全美国几乎所有老百姓。支持丈夫麦克的和同情父母辛德勒夫妇的，形成了两大诉求阵营。这一次理念的对抗，暴露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也为我们观察美国社会面临矛盾和困境时的因应方式，提供了一个机会。
二、制度舞台上各有角色
美国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两百年，和美国政治精英阶层在基本原则上的一致性分不开。
从建国开始出现政党政治，就有了反对派。两百多年前伟大的托马斯·杰弗逊就是以一个反对派的身份被选为第三任总统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是美国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角色。从两百年前的议会当堂打架，出门决斗，到今天议会的限时限刻发言，变化的是政治家们的风俗习惯，没有变的是反对派始终存在，已成为一种正常生态。而这种政治对抗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行，从不出轨，并不是制度本身提供了保证，而是取决于政治家们在原则和政治道德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认识就是，在一个“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国家，政治家必须尊重游戏规则，尊重公平原则。民主政治游戏有策略、有风险，也有“擦边球”，可是违反规则，一意孤行却是道德上不可取的，弄不好会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
这一次在泰丽一案上，以布什总统和国会共和党议员们为主的保守派，打了一次擦边球。
当泰丽父母一方在穷尽佛罗里达州司法程序以后呼吁到联邦首都的时候，布什总统和国会共和党议员，即使想干预此事，也面临两大障碍。
第一是联邦制度的障碍。根据美国宪法和传统，泰丽一案涉及的有关婚姻、家庭、监护权、医疗救护等法律，是属于州一级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干预这一类涉及民众个人家庭生活的事务。佛罗里达州法庭为泰丽一案展开的司法程序得出了结论，布什总统等人即使有意见，要干涉也师出无名。第二是分权制衡的障碍。泰丽一案性质上是一件民事诉讼案，要走的是司法途径，它已经用了整整七年展开州一级的正常司法程序。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作为立法议员的民意代表干预司法是违法的。他们即使看到了这一事件对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个机会，即使认为站出来可以吸引和团结保守派民众，有利于自己的选票，可是按照三权分立的规则，他们必须先找到美国法制可以容纳的一个途径才行。
国会共和党领袖找到的途径就是，在联邦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使得联邦法庭可以对此案进行复审。
巧的是3月18日后国会正是两个星期的复活节休会期间。复活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国会有传统的休假，让国会议员回到家乡选区，有机会和自己的选民沟通，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展开自己的计划活动。所以，此时大部分议员不在首都华盛顿，而是在各自的家乡，有些是在国外。
按照宪法规定，法案必须在参众两院分别以多数票通过，交总统签署生效。国会休会对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参众两院仍然可以宣布开会，对所递交的法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的话，可以采用当场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有几个人到场都算数，而不必要求达到法定人数。这一表决方式必须预先表决通过，其条件是不能有反对的人。如果有人反对，则依法必须召集到法定人数的议员，即半数以上的人到场，表决才有效。
3月19日星期六，参众两院领袖为起草一个两院都能够接受的法案而加班。这种法案，由联邦立法机构发起，涉及联邦政府司法管辖权的扩大，相当于权力的重新划分，即使是很小的变化，也属于制度性的改变游戏规则，必然会引起质疑和反对，是难度最大的法案。通常这种法案从提起到通过要经过漫长的辩论，旷日持久。可是泰丽却不能等。所以参议院一方能够接受的法案，只能是十分有限的，讲明专门针对泰丽·夏沃这一个案，让联邦法庭破例复审。偏偏众议院的传统是不对个案立法。而且，如果法案针对泰丽个案，而泰丽丈夫一方认为，拔掉泰丽的营养管是泰丽争取到了“死的权利”，是一种个人权利，那么国会立法干预此个案，就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嫌疑。侵犯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是一种惩罚。国会对特定个人或群体立这种惩罚性的法案，相当于“褫夺公权之法案”，是美国宪法明文禁止的。
经过星期六一天的努力，终于搞出了一个参众两院的妥协法案的草案。这一法案第一句就是，这是一个对泰丽·夏沃父母的司法救济法案。法案共九款，十分简单，用谨慎的措辞，允许联邦法庭对此案进行复审。法案规定了司法救济的程序、时间，并且明确规定，此法案对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及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没有改变，对联邦和各州有关“协助自杀”的法律没有改变，此法案对未来立法不形成先例，对1990年的病人自主决定法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