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钪氐囊豢轫缆搿！�
一百年的历史和火中的十字架，把美国人逼到了“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两难困境。大卫·鲍说，非常不幸，生活在民主社会里，也不可能免除一切恐惧的。
美国的制度把两难困境前的判断责任，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他们将在下一年春天作出裁决。在此之前，人们无法猜测结果。这是因为，这个案子走到今天，正是一个很微妙的时间段。五十年前，KKK气焰尚高，在南方产生保护黑人的法律，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司法衡量的天平也会倾向保护“免于恐惧的自由”；设想从今开始五十年后，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那时的KKK可能处于更为衰落的状态，黑人也更强健和自信，不再容易产生恐惧，那么，衡量的天平就会倾向于保护KKK的言论自由。而今天，差不多是处在这两种情况之间。
我们关心这个判决，更关心的是这种思考的过程，更注意美国人如何承认两难困境，以及他们在困境中认可、服从司法判定的文化习惯。他们不是简单地黑白两分，却几乎是悲剧性地承认和正视：眼前的生活和世界并非完美、无可两全；而人类智慧有限，两难困境前，没有一种判断是完美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我们所缺少的。
附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本案的裁决是：州议会有权制定限制焚烧十字架的法令。
第三辑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那是星期天的早晨，我放任着周日清晨的慵懒，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电视里正在播出一个新的片子，那是一个纪录片，片名在这个时候很“切题”— —《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
草草看了个开头，还是关了电视，干活去了。我并没有期待这个片子就一定会十分精彩。
就在那几天，收到朋友转来的一位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的来信。她刚刚看完辛普森案件，就提问来了。她问道：美国的法律制度都这么强调保护被告的权利，那么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呢？辛普森一案的民事审理，原告胜诉了，可是刑事审理却失败了。而受害者所寻求的正义是通过刑事审判来实现的。被告没有被定罪，他们的正义就没有被伸张。她的问题又绕回来了：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这时，电视里又在重播那个发生在星期日早上的谋杀。这次是打开电视太晚，我只看了个尾巴。一头一尾凑在一起，让我想起了女孩的问题。于是，决定认真看看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辛普森案的一个脚注。
这不是非常复杂的案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5月7日，一个安静星期日的清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在雷玛达旅馆前，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警察赶来，见一位外地老年旅客杰姆斯·斯坦芬先生，正万分悲痛地守着妻子。他的老伴，六十四岁的玛丽·安·斯坦芬，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一颗近距离发出的子弹，从眼窝附近射入头颅，她已经气绝身亡。
谋杀大约发生在早上七点，斯坦芬先生和妻子在旅馆餐厅吃完早饭，正端着咖啡走向自己的房间。据斯坦芬先生回忆，他看到一个年轻黑人，劈手夺了他妻子挂在肩上的小包，朝她开了致命的一枪。
斯坦芬先生站在妻子身边，不仅和凶手也打了照面，还目睹了全过程，应有充分时间记住凶手的面容。所以，他成为整个案子最重要的人证。
根据斯坦芬先生描述，凶手年龄估计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六英尺高，着深色T恤衫、短裤，还戴着一个钓鱼人常戴的帽子。
这是动机明确的抢劫杀人，又有人证，案子本身不复杂。
佛罗里达州气候温暖，有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是中国广东省的翻版。它的海岸旅游开发很充分，经常是国内旅游者度假的首选。北方的退休老人，只要可能，几乎都如候鸟一般，冬天就飞往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旅游业是佛州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保障旅游者的安全自然就成为头等大事。出了这样谋杀旅客的大案，治安警察必须快速破案的压力可想而知。负责刑事侦查的警察，就从旅馆附近开始，根据目击者描述，寻找可能的嫌疑者。
就这样，案发不久，大约不到九点钟，两个治安警察遇到了正在附近街上行走的黑人少年，布兰登·巴特勒。他就住在这一带。布兰登还是个高中生，但是个头挺高，还挺壮实。他戴着眼镜，显得沉稳，说是看上去像二十岁，也能叫人信了。
布兰登被警察拦下来。拦住他并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惟一的理由是凶手是个黑人青年，而他也是。一开始警察很客气，毕竟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想在这个青年身上碰碰破案的运气。十五岁的布兰登没有经验，同意跟他们走一趟。他先被带往旅馆，让谋杀目击者试认。七十五岁的斯坦芬先生一看到布兰登就立即确认：这就是他所看到的凶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检方在法庭上再三引用。他说：“我确信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妻子。我不会让一个无辜者坐牢。”于是，布兰登被带到警察局，几个小时之后，根据他签字的完整坦白书，他被以抢劫谋杀罪名正式逮捕。由于罪行的性质危险度高，此类案子，法官照例都不会容许嫌疑犯交保候审。所以，十五岁的布兰登，从那天开始，就蹲上监狱了。
布兰登生长在一个普通黑人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家庭和睦、宗教气氛浓厚。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被告没有钱去请大牌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他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公共律师”。公共律师收入不高，是纳税人交的税金支付他们的工资。根据“便宜没好货”的通则，也有很多人怀疑公共律师的素质是否可靠。
反正，这个案子就这么落到了当地公共律师派屈克·麦克吉尼斯和安·芬奈尔手里。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杰克逊维尔街头，还晃荡着两个法国人。他们不是轻松的旅游者，而是两个电影人，导演让·格拉维埃·德莱斯特拉德（Jean…deLestrade），和制片人丹尼斯·庞塞特（Denis Poncet）。他们来到美国，是想以电影作为手段，进行一项跨国研究。通过拍摄案例，找出美、法两个国家在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天晓得他们怎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城市，活像是上帝派来的一样。
拍片子总要找个有意思的故事，作研究也要找个有代表性的案子。可是一开始，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稳住神儿，不久在法庭约见律师的时候，遇到了还未正式开审的布兰登。这个案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事后导演回忆说：“布兰登·巴特勒的表情对我来说是奇特的。他似乎完全失落了。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着那天并不在场的父母。那时，我一点不知道他是否有罪。可是，我很想拍摄他走向审判结果的过程。”
经过一番努力，法庭批准他们拍摄律师工作和庭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的来历。
麦克吉尼斯律师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老枪”，几乎是烟头接烟尾地抽着。他说，他的工作一直就是为谋杀案的嫌犯作辩护。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在开端处有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看上去被告已经没戏了。尽管后来律师表示，这样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开审。可在我看来，根据现有的证据，大陪审团让它进入审理程序，几乎是必然的。
公共律师并不像私人律师那样，挣着天文数字的诉讼费。但麦克吉尼斯律师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并不马虎。他仔细看了案卷，感觉“越来越愤怒”，显得斗志昂扬。他作了大量审前调查。正式开审，已经是案发半年之后的秋季了。
在审判之前，布兰登的一家手拉着手，一起在低头祈祷：主啊！感谢你让麦克吉尼斯律师来帮助我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主啊，我们以你的圣名信任他，阿门！这真是很经典的美国民众的生活场景。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一定很兴奋。因为，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乡法国，已经相当罕见了。
第一个证人是刑侦警察威廉。他主持了目击者指认过程，也是第一个在警察局讯问布兰登的警官。检察官通过询问，向陪审团展示了威廉老资格的职业经历，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专业侦探，办案过程不会违反程序，得出侦讯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辩护律师却通过询问，试图让陪审员了解：事实并非如此。被告初审中，陈述自己案发时间在家，九点遇上警察时是刚出门。而作为专业刑侦人员的威廉警官，没有做进一步核实。他没有去向布兰登的父母调查，儿子当时是否在家；没有去向周围的邻居调查，他们是否在什么时间看到布兰登出门。他虽然依据法律，答应为布兰登安排一个公共律师，却没有马上去做。第一场交锋之后，感觉这个不用花钱的公共律师还不错。
第二个证人是应辩方要求出庭的。那是个捡易拉罐的老人，名叫史迪文。在案发第二天早上，他顺大街开着车，在垃圾箱找易拉罐。那一天他有了意外收获——一个女士的小挎包。打开一看，里面身份证等等一应俱全。杰克逊维尔不算是大城市，谋杀案早已通过电视传得家喻户晓。他马上悟到，这就是谋杀案的罪证。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警察又来找他。开口就说：“小子，枪呢？”态度极恶劣。
老人气糊涂了，说“我没见到枪，你想搜查就搜查，可我没拿什么枪”。按法律规定，没有法院开的搜查证，警察不能搜查，把警察拒之门外是你的权利。可是，假如你自己同意被搜查，那是你主动放弃权利。结果警察并没有搜查，好像诈一下没诈出来，也就算了。
麦克吉尼斯律师通过提问，让老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想通过老人的证词，让陪审员看到办案警察有诬陷倾向。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老人捡出物证的垃圾箱，距作案现场有二十分钟车程。对于没有汽车的布兰登，那是很远的距离。而布兰登是在案发后九十分钟内，在案发地附近被截留的。九十分钟要跑这么个来回不是做不到，却也不轻松。律师还指出，从案发现场过来，有上千个垃圾桶，作案人偏偏扔在这里，可能有特别原因。他指出，那个垃圾桶附近是毒贩出没的贫民区，暗示警察没有在当地作应有的侦查。他还指出，这样的有盖垃圾桶，必须用手打开盖子才能扔东西，而刑侦人员甚至没有来采集指纹，很可能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破案机会。
律师做得不错，可是这只是外围的迂回。看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立案开审，关键是有了人证和嫌犯的认罪书。假如律师在这两点上没有突破，还是不能直穿核心，赢得突破。所以，进入核心证据的辩论才是要紧的。
破案的第一个关键是人证。斯坦芬先生一口咬定，他看到的凶手就是被告，没有犹豫，也再没有改过口。这一点几乎无法再展开讨论。被告律师只能指出，斯坦芬先生第一眼看到被告说“就是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还相当远，不足确认。可是，老先生当时也马上表示，他还要走近些再次确认，然后他和被告几乎是面对面，仍然认定了被告正是凶手。
破案的第二个关键是被告的认罪书。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争执。在法庭上，有关被告的认罪过程，检辩双方的证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