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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陡壁上滑下两次。这条古老的出境大道完全被冲毁了，几乎同斜坡联在一起。我们爬了很长时间，一米一米往上爬。
“站住！”谢麦连科夫突然哼着说，“不必……丢下我。”
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看我们，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天空。雨点直接落在那双睁大着，一眨不眨，没有睫毛掩护的眼睛里。然后又象眼泪一样，一颗颗淌出来。他那瘪坍的两腮，完全陷了下去，看来，再陷一点儿，两个坑坑就要开始积水。
我们冻僵了。我朝谢麦连科夫俯下身，替他挡着雨。他不会看不见我，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并无变化。
“干死了！”他说，使劲儿张大嘴巴吞雨点子。
格卢姆斯基两手一掬，从溪流里捧了一捧红水，淋在他的脸上、两唇吮吸一股细流。
“他们……把……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夫说。
他的话拖得很长，停顿老长时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而喘气又很困难。此时此刻，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劳动，是他一生中最吃力的劳动。
“安东妮娜在家里，”我说，“克利马尔被打死了。她很好！”
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为的啥？”我问，我朝陶工又俯下身，靠近些，好听清他的回答。
格卢姆斯基拽了拽我的袖管，意思是说，有得时间问，别折磨他了！但我知道，不能等待了。
“他们为的啥？”
谢麦连科夫忍着痛，憋足力气，嘴巴抽动几下，嘴角直冒泡泡，但是他的话怎么也挤不出，冒不上来。他发出咝咝声，睁开了眼睛。
“丫头，”他说，“丫头……请…关照……保护……我求求……”
“放心吧！”我咬着嘴唇说。
这儿可以尽情大哭一阵。雨斜打在脸上，这雨能把世界上所有眼泪都冲洗掉，冲到采泥坑底的红色血洼里。
“放心吧！”
“丫头，”他又重说了一遍，生怕我们记不住似的。“请关照……我求求……”
“他们为的啥呀？”我对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他们是为的啥？”
我眼下没有权利怜惜他！
“说呀！你倒说呀！”
“钞票，”他说， “钞票……我……真……烧了……鬼钞票……我当时全烧……”
“什么钞票？你说！你说，快说呀！”
“那边……在……装甲车……两袋子……德国……布……袋子……火烧鬼送来……要藏……我……烧了……后来……鬼钞票……做啥？……他们不……信……我烧……真的……在炉子里……在烘炉里……夜里……他们不信……一袋子……三百万，我要它……干啥……真的……我……”
谢麦连科夫挣扎着想坐起来。他的脸上一时间浮现出一种我熟悉的、请求宽恕的可怜巴巴的表情，这种表情，同他那男子汉的深深皱纹，同他那两片直线的，执拗的嘴唇，同他那大鼻翼的鹰钩鼻子和那浓重低沉的嗓音，大尉和极地探险者的嗓音很不相称。
“真的……我没说谎……”
他发出嘶哑声，想喊出什么，但是两肘在湿泥上朝两边一滑，头耷拉了下来。面孔舒展开了——役有请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强忍住肉体痛苦的表情。脉搏跳得更微弱了。
“你这是为了啥？”格卢姆斯基责怪我说。“你看你！”
经过半小时，我们才把谢麦连科夫从采泥坑拖了上来。他已经一口一口倒气了。我们站在陡壁上，从头到脚都是红泥浆。雨更大了，大块大块的土坷拉，从斜坡上塌落，滚上一阵，咕咚掉进小湖里。
谢麦连科夫的那只有残疾的左手，摊在一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三只细长的手指怎样捏出带把陶罐，那简直是奇迹，惊人的、巧夺天工的奇迹，就象塑造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此刻，三个手指痉挛地捏着一把湿泥，仿佛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小块不成形的泥团注入生命。
“格卢姆斯基，”我说，“咱们要找到火烧鬼。”
我的嗓子失音了。一缕缕雨水，斜打在脸上，流到嘴唇，有点咸丝丝的。距我们两百米的地方，六个土匪钻进的那片潮湿的树林在喧闹。雨水开始冲刷躺在我们面前的陶工身上的那层红泥，红泥渐渐脱离他的身体。三个指头捏着的那块泥团膨胀开来，与红色土地融化在一起。
就在不久前，在金乌西坠，西方天际飘浮着形态万变的朵朵玫瑰云的时候，我们坐在土台上，我教他如何生活，做人，我曾经对他大声叱责。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今天多好啊，有先见之明多好啊！
“这样的陶工找不到啊，”格卢姆斯基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找补了一句。“我本打算娶他的女儿作媳妇……”他又望了望低沉的灰色天空，望了望树林。“火烧鬼不能再活下去了，”他透过紧咬的斗犬牙，又挤出了一句。
第三节
我俩抬着谢麦连科夫，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路很滑，老是跌跤。我们绕过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沿着采泥坑的斜坡走着。雨，抽打着我们的脸。
火烧鬼，火烧鬼。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呆在格卢哈雷村附近。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弄清了他的秘密。他这一页最重要、也是最肮脏的历史——关于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的事件，大白于天下了。
我估摸，火烧鬼当然知道，他同他的小队押送的是什么货物。也许，他从班德拉匪帮的上司那儿接受了秘密任务——想办法把这笔钱弄到手，好作民族主义者留在我们后方的大批特务的活动经费。谁知道呢？有人说，在那时，这些匪徒已经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懂得，从前的主子——希特勒分子——已经靠不住了。所以火烧鬼，大概耍了两面手法。德国特务机关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真是枉费心机！
我回头看了看。那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在树林的衬托下，显眼地现出斑驳的铁锈。对，这儿上演过几幕好戏。火烧鬼和他的小兄弟奋力抢救两个布袋子。几个受了伤的德国乘员，就地被他们送上了西天。何必留下见证人呢！两袋子钞票当然得赶紧藏好。附近驻扎着不少德国军队：特务机关正在撤退秘密仓库和档案。再加上火烧鬼受了严重烧伤，体力消耗殆尽。可他不大相信自己那帮狐朋狗友，不敢把钞票交给他们去保管……
我们沿着采泥坑的边缘蹒跚而行，渐渐接近陶厂了。我的两只靴子，在棕色的泥泞中艰难跋涉。43年深秋的一天，几个伪警察搀扶着他们受了伤的长官，也是走的这一条道措。为什么谢麦连科夫当时肯到陶厂去呢？不懂。那时几个炉子冰凉，格卢哈雷村人都躲在自家的木屋里。不过，谢麦洼科夫离开转盘车无法活下去呀！
陶工那蓝白的、落满雨珠的脸，此刻在绷紧的帆布雨披上摇来摆去。这张面孔由于风吹雨淋，已经冻僵，尖削的颧骨象石头那样硬，那样凉。
在那不幸的时刻，他在陶厂里做些什么呢？赤着双脚，踏动转盘车的双轮，打磨奇形怪状的陶罐？……还是给安东妮娜收集红粘泥，叫她塑造自己的动物？可是火烧鬼，凶恶、狡猾的火烧鬼，这个法西斯坏蛋……少安匆躁，我制止自已：你不能蛮干，不能感情用事！你现在没有时间，此刻最最重要的是集中思想。
兴许、火烧鬼还很喜欢这位陶工。他是宁卡的父亲嘛，他可以完全受伪警察的摆布。他的大女儿已经被火烧鬼带到林子里，成了他的人质。“她还活着吗？”我掠过这么一个想法。“如果她现在还活着，还跟火烧鬼在一起，火烧鬼也许不敢杀害这个陶工吧？”
谢麦连科夫的头和湿淋淋，一绺一绺粘在一起的花白头发，在帆布雨披上左摇右晃。安东妮娜……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能帮点什么忙呢？我甚至没有时间陪伴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忧愁，分担你那突然袭来的悲痛。关于你姐姐，我什么也不说。她被伪警察带到林子后，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说不定她曾经企图逃跑或者谋杀火烧鬼。但不管怎么样，土匪不会放她出防区的，因为她晓得他们窝藏的地点。对火烧鬼来说，最重要的是，叫谢麦连科夫一直以为他的大女儿还活着，让她成为他的永久人质。
火烧鬼，狡猾、诡诈的伪警察，火烧鬼。他要欺骗所有……我的手指死死抓住帆布雨披的边边，抬着陶工，艰难地行进，我的军上装贴在身上，就象一层冰壳。机枪的铁棱角嵌进了脊背，但只是当我的思绪从往事的通想中飞回后，我才感到疼痛。
于是，火烧鬼扯着尖细的嗓子，吩咐把两只布袋暂时埋藏起来。谢麦连科夫等伪警察一走，就弄旺焙烘车间的炉子，把……他也许是一看见有法西斯兀鹰和印有德文的袋子害怕了。所以往炉子一塞，一烧了事，仿佛祛除邪魔一样。
可是火烧鬼回来了，他蹲在林子里避风头，治烧伤。到开春，就找上门来了。他不相信谢麦连科夫讲的老实话！这种事，这个原伪警察局局长不能理解。陶工在说谎！……六百万装进自己腰包。不管谢麦连科夫怎么解释，土匪们硬是不相信，从此，他整天提心吊胆，为两个女儿的命运担心。他终日愁云满面，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借口，拖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因此．他那怯懦和巴结的表情，使我大为诧异；恐惧和谎言，使陶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此时，谢麦连科夫的脸舒展开，甚至变得很安详，宛如石雕泥塑。一切痛苦和忧虑都一去不复返了，随生命一去不复返了。“安息了”，瞧，从前人们说得多么确切。安息了……难道人们只有死后才能得到充分安宁吗？
“格卢姆斯基！”我说。
农庄主席 着马枪，佝偻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前面大步走着。
“停停，格卢姆斯基！”
我们小心地把帆布雨被放在路边上，路边长着茂密的九轮草和车前草。
“干啥？”格卢姆斯基没回身，只是扭头瞥了我一眼。
“为什么火烧鬼把这次战役拖到秋天？”我问道。“为什么他不早点设法来搞这两个鬼袋子？你有什么看法？”
“咋的，咱是契卡？”农庄主席说。“咱咋晓得？这事眼下又有啥意义啊？”
“有！”我回答。“眼下什么都有意义。”
此刻，他全身转过来，对着我。他尽力不往下面，不往雨披上看，所以，侧楞着身子，样子有点怪。
“火烧鬼为啥拖延？那不是他的钱呗……估摸这钱是指定给土匪头的。”
格卢姆斯基沉思起来。
“不对，八成是给自个儿保存的，”他说。
“他在等……假如他早把钱弄走，他必得交给头头。所以他在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兴许，德国人还会回来，保不准……不过快到冬天了，是带上这笔钱一走了事的时候了。混在人民群众当中，改名换姓，再在什么地方买幢小房。没钱，他算老几？……干吧！””
我们又拽起雨披。陶厂近在眼前了，对，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