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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这个土匪。
“你没有碰到谢麦连科娃吗？”我开口问道。
波佩连科把这个问题当作了耳旁风。
“唉，这个鬼东西！”他痛心疾首地说。“我当他已经逃掉了呢！可还是让咱们结果了。唉，这个鬼东西！”
“你怎么了，可怜他？”我问。
“你这是什么话，卡佩柳赫同志？”他愤愤地说，刚才跑得急，现在还呼哧呼哧地喘粗气。“难道政治上这点儿起码道理咱还不懂？……”
可是“小鹰”脸上却显露出明显的懊丧神情。当然喽，这家伙没有能够逃掉，他感到惋惜。他同土匪那种休战状态算是结束了。从今以后，他再上林中大道，别指望有人会对他大发慈悲了。
“你看见谢麦连科娃·安东妮娜了吗？”我问。
“您那安东妮娜没碰掉一根毫毛，”他说。“她挑着水桶，楞在自家门口，大概是吓坏了……”
他思索了一会儿，摘下了帽子。
“嗯……好壮实的小伙子呀，”他说。“躺在地上，象筛子一样了，全是窟窿……哎哟，上帝呀！”
“现在，我们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同他们干了，波佩连科。土匪不会轻饶我们的！”
波佩连科突然吃吃笑了起来。
“他可是来干掉您的呀，卡佩柳赫同志！”他说。“他把您家的窗子全打掉啦！姥姥大概现在还在骂街呐——骂得可凶哩！……”
浓雾开始从秋播田里往上升腾。头顶上的晨星隐没了，太阳还没有露脸，可是东方那通红的光柱已在冉冉向上扩大，烧红了半爿天，越来越鲜艳。土匪的手掌伸在布满银霜的麦苗儿中间，向上摊开着，落满了晶莹的露滴，象是在出汗。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在阳光灿烂的早晨打死了人！皮夹克上的血变浓了，淌出的血仿佛膨胀起来。冬天泉水上的冰层就是这样膨胀，这样冻结实的。
“去弄辆大车来，”我对波佩连科说。“让人们知道，我们打枯了一个土匪……还有……这个……”我急起了古潘的话。“应该认尸。照规矩办……”
谢拉菲玛姥姥正在往打碎了玻璃的窗子上钉胶合板。为这件事而应该说的话，她全都说光了，这会儿只是絮絮叨叨地发牢骚。
“由三块玻璃拼得齐齐整整的玻璃窗可全给他打碎了，让土匪他娘去发抖抖病吧！”
“不要紧，不要紧，人家都用胶合板嘛！”我开了腔。“把小榔头给我，姥姥……”
我们家的门口站着不少来打听情况的邻居。
“透过迷雾，咱看见有个汉子，一个大块头，从街上走来，”波佩连科起劲地讲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结束了。现在“小鹰”想从这一新的事件中捞取点资本，充当一下英雄角色。“开头，咱以为是卡佩柳赫同志回来了。不对！这家伙膀大腰圆，晃晃悠悠，活象一头大雄牛，要不就是一门自行火炮。你们猜他想干什么？他走到卡佩柳赫房子跟前，翻身跳过了板墙，灵活得很，就象猫儿那样。”
“大雄牛”、“自行火炮”、“猫儿”都是波佩连科用的形象性语言。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小把戏们都瞪着发亮的眼睛望着他。也许，这英雄角色确实对“小鹰”有魅力吧？
“噢，咱心想，事情不妙。咱靠近几步，一看这龟儿子一直摸到卡佩柳赫同志房间的那扇窗前，脸贴在窗上，正往里窥探。好哇，咱心想，瞧吧，瞧吧，你反正是逃不出咱的掌心。说时迟，那时快，他举起冲锋枪，对准窗里就是一梭子。就是一梭子呀！接着，一猫腰，嗖地跳过了大板墙！”
听众哎哟一声，都为波佩达科着急。只有格纳特背着空袋子，站在人群后面，露出半个身子，咧着他那张长满麻点的大嘴在笑。
人越来越多了。瓦尔娃拉也在格纳特身旁出现了。
“咱举起自动枪，对准土匪就打！”波佩连科津津有味地继续讲下去。
“不是对准他，而是偏高一点，”我纠正“小鹰”的话说。“对准树梢。”
“别打岔嘛！”胆壮起来的波佩连科说。“狗土匪拔腿就逃，咱盯着屁股就追，对着他又是一梭子，又是一梭子。他往秋播田里跑，咱在后穷追。这当儿，卡佩柳赫同志听到咱的信号，赶忙过来支援，咱们两面夹攻把他解决了。”
“我觉着，姥姥，你好象叫了一声？”我问谢拉菲玛。
“谁碰上不叫喊呐？咱以为他们把你打死啦……可你怎么想到要躲开呢？准是仙人指点哟！”
……火烧鬼匪帮的这个麻脸汉子是从右面，从桑树那边溜到小窗跟前的，从这个方向对准木板床打枪来得顺手。在暗淡的月光下，他把鼓起的被子当作有人躺在里面，而把旧帽子当作脑袋。虽说不会打不中，可他还是打了半梭子子弹。一定要打中目标！他知道我的木板床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哪扇窗前。他全都清清楚楚！
“老天爷，”谢拉菲玛说。“啥时才能不再打碎玻璃窗呢？谁家能藏这么多玻璃呢？老是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法西斯分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嘛！等仗打完，就让这些狗土匪都光着屁股坐锥子……”
她用干瘪的拳头气呼呼地往树林的那边晃了晃。
格纳特嘿嘿地笑了起来，正要背着口袋出发上路，例行每天早晨的公事，但瓦尔娃拉却叫住了他。
“你饿着肚子上哪儿跑呀？去吃点儿东西……”
格纳特一面高兴地咂着嘴，一面连连点头……瓦尔娃拉啊！她怎么，想行点善事，赎赎自己的罪孽吗？
我走进屋里，那条旧被子打得全是眼眼。子弹打在板床下面的泥地上，又弹起来，打在墙上……“是啊，今天早晨算我走运，走运极了！”我仔细地察看这床被子，心里暗自思忖。
那麻脸小伙子开了枪，便走小径、穿秋播田，往泉水那边跑过去，这不是偶然的。看来，他这次有两个任务：一是结果我的性命，然后从藏东西的地方取走包裹。两个很简单的任务：杀个人，顺便取走脂油和内衣。
当然喽，现在没有必要再打算在泉水附近设埋伏了。他们决不会再上那儿去喽，因为麻脸小伙子在附近被打死了。
我们仍旧蒙在鼓里。下一次的打击是来自什么地方，是谁，是在什么时候呢？
格卢姆斯基皱紧了双眉，一直站在大车旁，仔细打量着这个麻脸汉子。
“咱好象见过他，火烧鬼一伙的。”他说。“好象是火烧鬼的帮手……狗腿子……他不是咱们这一带的人，是外地来的。你去叫谢麦连科夫来。德国人在的时候，他在陶器厂做工，大概火烧鬼的那伙狗腿子他都看到过。”
波佩连科转眼间就把陶工找来了。
陶工垂着头，走了过来，那只有残疾的手缩在胳肢窝下面。他对那个被打死的人很快地瞥了一眼，立即扭过头去。
“认得出吗？”
“认不出。我啥也不晓得……”
他回答得很快，也没有抬眼瞧我一下。使人感到，他是在撒谎。
“好吧，”我说。“我们就这样记录下来，备个案。”
“他没上瓦尔娃拉家去过，”波佩连科告诉我。
“我估计到了……”
关于安东妮娜的事，我没对自己的朋友透露半个字。还有不少情况需要验证一下。“安东妮娜，”我暗自思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事先通知土匪关于阿勃罗西莫夫要来的消息。总而言之……”我可是记得，她站在马车旁边，痴呆呆地望着阿勃罗西莫夫的情景呀。我可是感觉到她那痛苦的愁思，她那同情的呀。不，我不相信会是她出卖的。
我们把打死的那个大个子土匪的尸体摆在大车上，赶着车在村里兜了一圈。
太阳已经高悬在迷雾之上了，村子里又现出五彩纷呈的景象。白杨的叶子泛着绿中带黄的颜色，樱桃园里仿佛燃起长短不齐的红蜡烛，小橡树闪着一片古铜色。在阳光照跃下，草屋顶上冒出一股股水汽，霜渐渐化了，屋顶变得斑斑驳驳。不一会儿，土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滴水声。早晨落叶的时间到了：冻伤的叶柄，一暖和过来便很容易脱离树枝。放眼看去：轻风拂过，小橡树下，白杨树下，樱桃树下，槐树下，苹果树下，到处都旋转起金秋的、由树叶组成的暴风雪。晨寒料峭，晨寒料峭……
麻脸汉子的一只手从大车上耷拉下来，五个抽烟熏黄的僵硬手指，在轮箍上嚓嚓地摩擦。虽说面前这个人是敌人，可是对已经死了的敌人，我已经没有一点憎恨的感情了。我只感到痛心。也许，下一次他们要把我干掉。然后冬季一到，“小鹰队”就象捕捉野兽那样，到林子里跟踪追捕。大车又要拖死人了……在格卢哈雷村外本来就不大的田野里，秋播田只占了不大的一块土地，谁来耕地，谁来播种呢？
“我们怎么处理他呢？”我问波佩连科。我俩赶着大车，慢吞吞地在村里街道上走着。伴随我们的有格卢哈雷村居民的目光，惊恐的狗叫声和鸡啼声。
“看来，不是当地人，”“小鹰”说。“咱们送他上‘加弗里拉岗’吧。”到了陶器厂，我们掉转车头，拐上那条柳树成行、通向加弗里拉岗的道路。一大群女子，其中有上釉工，塑形工，毛胚工，纷纷朝我们这个方向，朝陶器厂奔来。她们望着土匪，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悄悄地嘀咕什么。
谁也没有认出这个被打死的土匪……
“咱们快点儿上加弗里拉岗吧，”我说。“干吗磨磨蹭蹭的？”
在拐弯的地方，我们碰上了谢麦连科夫父女俩。父亲装作没看见大车，可安东妮娜却毫不回避地，勇敢地瞅了瞅我。她没象平时那样，把眼晴蒙上马眼罩一样的黑头巾。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觉得，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来取她送的包裹的那个麻脸土匪被打死了？
“安东妮娜将来准保比她姐姐还俊俏，”波佩连科看见我不住回头张望，压低了嗓门说。“不过她姐姐爱抛头露面……而她文文静静……一声不响，是个哑吧，一个残废人！从前她好象会说话的……得过急惊风……他们该请个巫婆，驱驱邪，可是他们太穷，哪儿来的钱治病呐！一个残废丫头，谁又肯要呢？”
我望着安东妮娜的背影，她也回过头来了。唉，我拿你怎么办呢，安东妮娜？审讯吗？我不可能审讯你。送到区里去吗？不行！
“你自己才是残废呐！”我对自己的朋友说。“废话太多了！”
第八节
晚上，我留下波佩连科在街上执勤，自己动身去找陶工。我随身带了个背包，里面装上从密窟里拿来的四个小包裹。我把背包藏在院子里，然后才举手敲门。
谢麦连科夫父女俩正在吃晚饭。他家的木房很宽敞，即使以格卢哈雷居民的规格来衡量，也算蛮大的。格卢哈雷村木材有的是，有谁愿意住得窄巴巴的呢！这幢房子中央，有一座画着花纹的炉子，放着两张长桌子。一张长桌子上有一罐牛奶，旁边有两只杯子和一片薄得还不够鸡啄两下的面包。牛奶有点灰幽幽的，大概，不仅奶油被弄走了，而且还渗了不少水。他家没养奶牛，难怪安东妮娜脸色那样苍白。
“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点吧。”谢麦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