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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呢？计划啥地方也找不到！”波佩连科说。“给他们抢去了。咋办，啊？”
他非常担心，我们的战略秘密现在都给土匪知道了。阿勃罗西莫夫知道什么秘密呢？
大伙儿一声不吭地望着这辆轻便马车，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如若阿勃罗西莫夫是当地人，娘儿们早就扯开嗓门号陶哭起来。可是他是区中心来的，而且坐着首长乘的那种有弹簧的轻便马车，这使他跟格卢哈雷村的居民疏远了。
人群中间晃动着一片女人的灰色和黑色头巾，几个男人杂在里面，一点也不显眼。只有七十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那两个白发苍苍的脑袋，在这片黑灰色的头巾中象两枝蜡烛一样闪着亮光。真怪，他们两人同时降到人间，又一起活到风烛残年，活到咱们这个时代……
我胸中不知为什么对这些一声不吭的格卢哈雷村居民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
“喂，为啥瞪着眼珠子瞧热闹？”我大声嚷道。“土匪干的这种事，你们看见了吗？他们，这些狗土匪，杀人放火，可我们大伙儿都不敢作声……他不过十六岁，妈妈是教师！妹妹还小……他是为你们来的，来替你们打土匪……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他不怕！”
谢拉菲玛姥姥第一个呜咽了。这象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堆，妇女们顿时都哇地哭了起来，可男人们只是更紧地咬着嘴唇，微微地垂下了脑袋。我象被人卡住了脖子，憋得透不过气，眼珠子都突了出来。妇女们一边大哭，一边唱那老一套的哀歌：“哎，你，上帝啊上帝，他撇下老娘走了，他把老娘撇给谁呢！老娘现在忙合给儿子送葬……眼下只有小柳树永远陪伴他了，为他悲伤……”我想起了那个瘦瘦的当教师的母亲。她大概哭不出声来了，僵住不动就是了。
“你这么着，波佩连科，”我对自己的部下说。“立即通知古潘，通知区里。”
波佩连科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头一看，他家族的全体成员组成了人群的坚强的核心：从六岁的米什卡到鼻涕虫瓦西卡——就是那个拥有一挺没有瞄准器的迫击炮筒的主人，全都在场了。“小鹰”搔了播后脑勺。
“今儿个区合作社的雅茨科回区里去，”他说。“可以请他捎个信吗？”
“可以……”
波佩连科瞅了下阿勃罗西莫夫那血迹模糊的额头，松了口气。
“抬走吧？”我问格卢姆斯基。
他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我们从马车上抬下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往我家里走去。血已经不流了，在上衣的弹孔周围，我发现焦黑的斑点。看得出，他们是用“什梅塞尔”，紧挨着打的，硝烟灼焦了上衣。这一枪是他们最后找补的，在他奄奄一息的时侯，他们大发了“慈悲”……
“格卢姆斯基！”我们把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放在院子里夯实的地面上后，我开了腔。“你肯同我们一起上防区去打土匪吗？”
他用他那只又黑又大的手掌擦了擦汗水涔涔的脑门，考虑了一会儿。因为他那付牙齿象斗犬一样咬口不齐
，所以一开口说话，突出的下巴总要做出一个旋转的动作。照常理，他可以叫我滚一边去：一来，他是集体农庄主席，二来防区又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可是我心里明白，他现在看到自己面前躺着的，不是阿勃罗西莫夫，而是他的儿子塔拉斯。
“去，”格卢姆斯基说。“步枪，我完全在行。”
我还能带谁去呢？戈列努赫兄弟？马利亚斯？有残疾的谢麦连科夫？
我终于看见了谢麦连科夫，看见了他那长长的脑瓜儿。
安东妮娜站在父亲身旁，紧紧地依偎着他，拉着他的手，仿佛在安慰他。她盯着地上，披巾的边象帽檐那样垂在额头上，遮住了眼睛。谢麦连科夫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是啊，这里除了格卢姆斯基，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依靠的。我指的是男人。格卢哈雷村里厉害的婆娘倒有的是。拿瓦尔娃拉来说吧，她一个抵得上十个马利亚斯。她双手叉腰站在那儿，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她没有参加妇女们数数落落的大合唱。
剿匪的“协助计划”，我是一小时后在马车里找到的，阿勃罗西莫夫在临死之前把这张纸头塞在坐垫下面了。他不想让这份计划落到土匪手里。这张纸头上还留着红褐色的指印，鲜血在纸头上很快就变成了褐色。正如我所预料的，计划里面没有一点具体的指示。阿勃罗西莫夫在如何团结格卢哈雷村和周围几个村的青年方面，写下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开展教育工作，揭露民族主义者的危害性，最后“使土匪的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这张条子里还隐隐提到，应该武装共青团员。使人感兴趣的，他阿勃罗西莫夫身佩一把30式图托手枪，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武装起来了呢？我应该武装哪些人呢？武装姑娘和半大小子？阿勃罗西莫夫是个好青年，就是爱幻想。想当初，我在奥任的时候，就不喜欢他身上那股子过份的热情。没什么，他可以在生活里摔打摔打，生活会给他配上一付他需要的眼镜，会教会他量力而行。主要一点是，这样的小伙子，将来不会变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现在永远也没有人会知道，阿勃罗西莫夫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当然，妈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阿勃罗西莫夫的母亲是个好人：安详，聪慧。我在他家吃晚饭时把糖精撒在桌上，可她脸上浮起了安慰的微笑。她多么和蔼可亲呀！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糖精粉他们家地窖里有好几普特，其实，他们是因为来了客人，才拿出了装糖精粉的胶袋，通常他们自己喝茶放的是油腻的甜菜汁……
我坐在马车上，念着阿勃罗西莫夫的信，可他却躺在院子里，躺在干草褥子上。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大家要尽可能在死者的遗体下面垫上些东西，说实在的，他们身下是硬是软，那不是都一样吗？大伙儿已经散了，连谢拉菲玛姥姥也走了。她在板棚举里蹾蹾摔摔，弄得砰嘭直响，用人间一切骂人字眼在大骂。在这个惊慌不安的村子里，生活又慢慢地恢复了常态。
“真见鬼，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要操这么多的心呢？”我一面听着谢拉菲玛骂街，一面在思索。“有人给这个阿勃罗瓦莫夫包扎了脐带，揉了太阳穴，往耳朵里吹了气，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有人动足了脑筋，给他取了个名字……在这个青年身上，也象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一样，倾注了多少心血，多少爱呀！现在大伙儿已经散了，各自去干各人的事了，逆来顺受了，实际上应该敲响地球上所有的钟，拉响所有工厂的汽笛呀！因为地球上没有比杀害半大孩子，杀害天真的、热情洋溢的、对人类充满热爱的半大孩子更野蛮、更不公平的事了。”
这时我觉得，有个人站在马车旁边，悄没声儿地站着，连呼吸也几乎感觉不到，山雀呼出的气大概也比这个人粗些。我回头一看，是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她靠在马车上，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阿勃罗西莫夫，她的脸在粗布黑披巾的衬托下显得苍白极了。大伙儿都各自去干自己的事了，可是安东妮娜还留在这里，想着心事。我老半天也没有发觉她。此刻她发觉我在看她，也朝我扭过头来。她没有象平时那样藏起眼睛，没有象平时那样把披巾拉到脸上，这人的惨死，使她震动太大了。我们相对地望着，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窘迫，因为我们考虑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而是那个躺在马车旁边，额头上被人用芬兰短刀划了个五角星的那个人。
我感到，我们两人的思想流到一起，合二为一了，好象是一道被网儿隔开，但仍往一处流的河水。我伸出手去，触到了她的手掌，触到了她那纤细的长手指。她的心情大概比我还沉重吧。她不肯相信他已经死了。她象个孩子，在盼望着出现奇迹：象做恶梦一样，顷刻间一切都变了样：额头上有伤口的半大孩子霍地站了起来，用手掌一抹脸，伤口立刻消失，斑斑血渍就象在倾盆大雨之下，全被冲洗干净。
从前，我怕看她，怕看她那块黑披巾。我老觉得有点害怕，有点难为情，所以总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这当儿，我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我们相互靠近，我们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在这个空荡荡、踏得一塌胡涂的院子里，如果不算阿勃罗西莫夫的话，那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阿勃罗西莫夫到这儿是想来帮我忙的，他确实帮了我的忙。
“我要上那儿去，上林子里去，”我对安东妮娜说。“他们为非作歹的日子长不了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确实如村里人所说的，她是个哑巴吧？不过我的话她是听到了。她摇摇脑袋，仿佛是要我别去冒危险，她的眼睛因为害怕睁得更圆了。我循着我们两人奇怪的、一致的思想的流向，探究下去，我突然明白了：她了解土匪的情况比我多，她了解，所以害怕。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恐怖并不是抽象的。她好象回忆起什么事情，才提出了警告。她能了解什么事情呢？她能在哪儿碰到他们呢？我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咯噔往下一沉，一沉到底，就象一颗迫击炮弹投进漆黑炮筒一样。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很是紧张。她这个憨姑娘，是不是有一回到林子里去采野桔子或者黑莓果，意外撞上了那几个透过赤杨林，朝大道上窥探，在树影和光线交织的斑驳背景中闪动着扁脸的家伙呢？我一想林子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两手都哆嗦起来了。
但是她的手指，她那惯于捏泥巴和上釉底料的纤细而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让我的手不要哆嗦，叫我不要再去想象林子里野桔子丛生的空地上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她慢吞吞，神态严肃地迈着脚步。她是这样柔弱，简直无力自卫。她后佛不是士生土长的人，不是格卢哈雷村人。她那忧郁的神态，我看了不由动了怜爱的感情，我心痛得五脏六腑都兜底翻了个个儿。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一边想，一边对刚才被她手指捏过的手掌瞥了一眼。“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死神和鲜血就在你的身旁，你的前面，似乎是凶多吉少；可是，爱情却似突然发作的剧痛一样，不期而至。大概，这是因为战争压缩了我们的生活，
个小时等于一年，一年相当于一个世纪。爱情，如果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那种爱情是疾风骤雨，而不是一滴一滴地淌下来的涓涓细流。
你的爱情是从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