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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共四个，都站在赤杨树丛里，只有四张脸，在树荫里显得白糊糊的。有一个人穿着一件黄皮夹克。一看见这件皮夹克，我头脑里突然掠过一个模糊的回忆，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它又立即消失了：眼下顾不上回忆啊。
机枪仍旧在格纳特的膝盖上，可是痴子己经把他那只沉重的口袋压在了上面。话又说回来，我反正已经来不及端起机枪瞄准了。那四个人的自动枪大概都准备停当了。因为有树叶遮着，我看不见他们的家伙，但是枪口无疑是对准我这个方向的。现在距站在赤杨丛里的那四个人，只有五十来公尺。他们站在那儿，好象在等待什么。等什么呢？
“驾，小天鹅！”我尽量用镇静的声音吆喝了一声，又拉了拉缰绳。四个白糊糊的影子在赤扬树丛里一闪一闪，慢慢地往后飘去。此刻格纳特的身子遮住了我。“如果他们现在开枪，准会先把他撂倒，”我心里估摸着。看来，真是在数难逃，我头脑里闪过一个主意：我趴在大年上，这样，躲在格纳特宽阔的背后，就象躲在街垒上的沙袋后面一样，那开起枪来方便多了。我还来得及抽出Ｍ ，在这样的距离之内，可以把他们四个人全撂倒或者打伤。不错，来得及，这是事实。而且他们也拿我没办法，有格纳特给我作挡枪牌呢……
可是我依然站在大车上，格纳特嘻嘻地笑着，嘴里哼着小曲。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我的背上挂了一只画着一个很大很大黑圈的十环的靶子。还有五公尺，还有……好了，到了这里他们不能开枪了。晚了，在这样的距离内，自动枪已经打不中目标了。
呸，见鬼！我终于在大车的木杆上坐了下来。
“她迈开双脚上果园。搞个甜梨尝尝鲜。”格纳特唱道。
“你真福星高照，”我说道。“德国人在的时候，你没碰破一点皮，背了炮弹又没出事儿，现在又……鬼东西。我本来可以撂倒他们的，格纳特！嘿，你这只沙袋！”
“嘿，嘿，嘿，嘿！”他纵声大笑起来。
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在经历了这场虚惊之后，一种想同他攀谈、同他亲热的感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哎，格纳特，咱们活下来了吧？他们狗熊了吧，啊？他们狗熊了！嘿，你，真是只沙袋！”
他龇着稀疏的大牙，笑了起来。
我掏出面包、一头蒜和一块脂油。
“吃！”我掰下一块面包头，递给格纳特说。
但是格纳特摇了摇脑袋。他对脂油连看也没看，他吃饱了……
“她的日子蜜蜜甜，这个妞儿真能干，”他扯开嗓门唱了起来。
“喂，吃吧！”我说。“你怎么，林子里有人把你喂饱了？还是吃过了树根？”
“嘿，嘿，嘿！”格纳特又一阵大笑。
“鬼痴子！吃呀！”
他懒洋洋地拿了半块面包头。
“这个妞儿真能干！”格纳特的嘴里塞满面包，哼哼唧唧地唱完了这段副歌，接着象有裂缝的唱片一样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妞儿真能干！”
“他们干吗不开枪？”我问格纳特。“他们干吗光是戳在树丛里呢？为啥不出来跟咱们干呢……他们可以不费事地把咱们摆平在大车上，然后打发小天鹅把咱们拖回村……”
“嘿，嘿！”格纳特答道。“他们结婚上教堂……”
他的思想顺着我所不知道的轨道，顺着这条村间土路、远离土匪的轨道流动着。他是嘴巴塞着面包在唱歌。在这个饥饿的，满目疮疾的世界上，他是个能够填饱肚子的幸运儿。而我怎么也吃不饱。我体内被弹片打伤的神经，大概还在微微地颤抖着。我大口大口地象咬鱼饵那样贪婪地咬着黑麦面包，给那些神经加料。
过了种上白菜的种子田，格卢哈雷村就遥遥在望了。陶器厂冒着滚滚的浓烟，它那两根大烟囱挡住了血红的残阳。整个小村，跟在自己的拖船后面，在满天晚霞的西方缓缓移动。一拢拢灰蓝色菜畦，犹如波涛起伏的大海，点缀得这幅图景更加绚丽。我仿佛是个从天涯海角跋山涉水归来的游子，心里激动万分。
有个人影穿过前面那片只剩下茬子的玉米田，飞快地朝我跑过来。起先我觉得这个人挺可笑，他在高低不平的田里跌跌撞撞，一蹦一跳的。不一会儿，我认出他是波佩连科。我这位“小鹰队”里的战友，手里提着马枪。我不由大吃一惊。手里提着枪奔跑，只有两种原因：不是撤退，就是进攻。波佩连科没有必要进攻这辆大车，这就是说他在逃命。我断定，格卢哈雷村遭到第二组土匪的袭击了，碰上好日子了……
“哎，出什么事了？”我冲着波佩连科喊了一声。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想到梨庄去，”他终于缓过气来说，“去找您，卡佩柳赫同志！”
“究竟出了什么事？”
“哎哟，出了大事啦！”波佩连科愁眉不展地说。“准得挨上级剋了！想不到呀，想不到，偏偏就出在格卢哈雷村口外面。大路这么长，咋不出在别的村子外面啊！”
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块放下来了，村里没来土匪。村里真来土匪，我这位部下是不会想到上级的。躲避子弹，逃命要紧，上级剋不剋，又算得了什么。
“波佩连科！”我大喝一声。“嘴里面疙瘩吐出来！”
“嘴里没有面疙瘩呀！”“小鹰”大吃一惊。
“那就用清楚明确的语言报告情况。”
“有匹马跑到格卢哈雷村里来了，”波佩连科说。“拉了一辆轻便马车。马车里躺着阿勃罗西莫夫同志。他被杀害了，血糊糊的，已经不成样子了。是土匪、坏蛋干的，何苦呢……偏要拖到咱们村里……”
“哪一个阿勃罗西莫夫？”我问道。
“就是想带计划来的那位首长。关于剿匪计划，可是他身上没有计划呀！现在该咋办，啊？”
他话音刚落，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阿勃罗西莫夫的形象。他那翻在外面的雪白的领子，衬着棉衬肩的上装，右肩上有一块被步枪皮带磨出白印子的黄皮夹克。这是怎么回事？……“血糊糊的，不成样子”。他还是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呀！
“坐上来！”我对波佩连科嚷了一声，他象一束干草似地翻过木杆掉进车里。“驾，小天鹅！”
阿勃罗西莫夫！那个穿着父亲皮夹克的娃娃……这就是土匪出现在米什科尔齐大道上的原因啊。他们从奥任公路径直拐下来，穿过树林，来到大道上。他们打了阿勃罗西莫夫的埋伏，干完了，便穿过米什科尔齐大道回防区去。唉，如果我当时认出赤杨树林里闪过的那件黄皮夹克是谁的，我还是会端起Ｍ 的！我在大车上被颠得左摆右晃，格纳特却嘿嘿地笑着，他还以为我和波佩连科在赛马取乐呢。
第三章 第一节
我们飞也似地驶进格卢哈雷村，辘辘车声，震天价响。聚集在村中心、围在载着阿勃罗西莫夫尸体的那辆轻便马车旁边的一群人看见大车奔来，赶紧往两旁一闪，让出一条路。波佩连科急忙往后一仰身，猛扯住缰绳。总算还好，在这紧急关头，大车的险——“尾巴尖”咔嚓一声断了，半截插在地里，“后枕”连同两个轮子都飞了出去，大车的车身一下着了地，我们就在离轻便马车两公尺远的地方猛地煞住了车。
我向阿勃罗西莫夫扑过去。他的头向肩膀耷拉着，仿佛坐在马车的软座上瞌睡。我只看见他那有棱角的、剃得有点儿象博克式①的后脑勺。“咳，他为什么要坐这种区委专用的有弹簧的轻便马车呢？”我心里在思索；‘蛮好坐辆普通大车，说不定就闯过来了，因为老乡们经常赶着大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可是这辆马车，这辆马车和这件皮夹克一下子暴露了他的身份。”
【注 ①：头发往后梳，两鬓和后颈都剃净的发式。】
我绕到马车的另一边，稍微扳了扳阿勃罗西莫夫的脑袋。他那件有宽肩衬的上衣的外面，翻出一条白领子，领子上溅满了鲜血。阿勃罗西莫夫的额上有个很大的伤口，涌出的血已经凝结成褐色的血块了。开头，我以为这伤口是子弹穿过的弹孔，后来我才猜出他受伤的情况。
阿勃罗西莫夫的手已经冷了，冰冷了，手掌上有一道暗红色的口子。我回过头去看了看围在四周的乡亲。妇女们的脸上现出通常在这种场合总会现出的那种无声 泣的表情：让人感到，只要一句话，一句怜悯的话，她们立刻就会号陶大哭起来。可是，大伙儿谁也没出声，男人们皱着眉头，阴沉地望着。
我强迫自己对阿勃罗西莫夫那只有道血口子的手掌看
一眼。是啊，这就是说，他们在他额上用刀子划五角星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他挣扎着要抓住那把芬兰短刀。他们在干这种勾当时是狂笑不止呢，还是一声不响？这些畜牲！刽子手！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的狗腿子……他们穿过伪警察的制服，他们在纳粹地区党部头头、区分部委员和城防司令面前只会拍马、溜须……现在他们突然侈谈“自由的乌克兰”！没有哪一个刽子手会自称是刽子手或是暴徒啊！他总想扛出一面大旗来，这面大旗可以为他的行径打掩护。他声称，在这面旗帜之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们自封为民族主义者，自封为争取“独立”、“自由”的斗士。可是就本质来说，他们是刑事犯、强盗、暴徒。这就是民族主义！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手枪放在马车里了，”格卢姆斯基说。
他把图托手枪递给了我。他的嘴唇在哆嗦，露出了他那四颗朝外突出的大犬牙。
“他多大了？”他问道。“十六岁？”
这么看来，手枪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想显示一下，这种老式图托枪他们不稀罕。他们的意思是说：拿去打吧，枪口蛮清爽，没有硝烟味。我从枪柄里取出了梭子，里面满满一梭黄澄澄的子弹。阿勃罗西莫夫一枪也没来得及打响。大概，他们是冷不丁窜出来的。这些家伙在林子里拦路抢劫惯了，动作该有多麻俐呀！也许，他没能下决心开枪吧，因为他们的面孔也同一般人一模一样，……要不，是干脆吓呆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当我看见法西斯分子——那些真正的，有眼有鼻子的法西斯分子——敞开制服，张大嘴巴，牙齿上沾满发亮的口水星子，发狂似地扑上来的时候，我也吓呆了。幸亏我身边有同志们，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帮了我的忙。可是这个孩子在一生最危难的时刻，竟是孤单单一个人哪。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阿勃罗西莫夫要带着“协助剿匪计划”和“总结好的经验”闯到格卢哈雷村来的原因了——他硬是要来同我交朋友啊I
我当时怎么没有能一下子猜透他的心思呢？在他看来，我比古潘和那个大尉要容易接近得多。因为古潘已经年近五十了，而那个大尉整天一声不响，眼睛老是熬得通红，同任何人打交道，总有点矜持，似乎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同阿勃罗西莫夫是同代人。我比他不过大四岁，倒已经打过仗了，而且我的履历表里已经记上了各级战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