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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后，我写出来初稿，自己觉得采访扎实各方都有说法，看起来四角俱全挺那个的，但没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说，任何文章；〃三联〃当时的习惯是要提炼出来一个主题的，文章的结构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讲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让几个矛盾方在那里冲突冲突；第三部分，就得升华了，升华的手段实际上很有限，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找些专家来胡扯，这个专家说两句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两句，所以每个记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御用专家，万金油也似，但当时我还没有，只好求助于高昱。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2）
当时升华出来一个很牛的主题，叫做：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交锋。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报道，导致我转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贵人。他也是我在〃三联〃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爱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贯的平民主义立场，而有时候，主编会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农民思想，高昱有若干著名报道，早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三联〃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最后这点，也是时代风尚使然。好些新媒体讲自己的办刊所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说是白领和中产阶级，为了这个东西，发了疯地讨论来讨论去，跟SM差不多。
权力问题实在复杂，世无英雄，遂使权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个新闻事件中各色复杂关系的结果，往往为了偷懒，落到权力这叠干稻草上。权力，成为万金油，某样方法论某种思维方式，也系一个人见人爱百发百中的词儿。在我亲历的2000年前后，半月刊转成周刊的初期；〃三联〃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化的权力问题，大约是2000年，讨论警察权、大熊猫的特权、一个班级的权力体系……
后来，大概就是李鸿谷做社会部主笔以后，社会新闻跟封面故事趋向于硬朗，跟时效性强，本来泛文化的办刊方向走向了硬新闻，我们这个部门的记者，为了新闻的硬，开始奔走于各种事发现场，但去的时候往往也还是并非第一时间；〃三联〃的强项是做后点报道，因为先发制人自然是赶不过日报跟各色网站的，惟有在后边跟着，拿只冷眼看这看那，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很〃三联〃的立场跟观念来。
个人体验上讲，做硬新闻需要一个人具备对新闻无条件的热情，甚至于善于遗忘类似事件。但作为一个喜欢发明创造的人，我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还热衷于第一轮硬新闻，比如自然灾害、案子、腐败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开始为新发作的空难和投毒案怎么做出新鲜感费脑子；到了第三年，许多类型的报道，都开始无法刺激我的神经，而新鲜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一一建立。
但是当时，我做得还是很有些乐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一切过去的，都容易变得不怎么美好。在灾难现场，接触死难者家属，去跟当地政府部门纠缠跟斗智斗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关键采访对象，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些都能够调动出一个人的潜在能量，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极端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从不在工作场合，因为某个悲惨的场景动容。也绝不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对写东西能够保持体力与精力的一个要点，晚上一定是娱乐时间，假如朱伟深夜来电话，我就会装成点灯织布的骗子应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于造成作息上的恶性循环，最后把自己弄成一个疲乏万状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兰克苗炜（苗炜的ID编者注）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分裂得这么好，一边写小说，一边当记者？〃
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很傻，在很多问题上，一个具体而卑贱的人爱怎么分裂怎么分裂，对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当个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的记者，整天哀伤哪愤怒哪着急上火哪，还往往得不到任何真相或者说真理，记者嘛，永远生是事实的人，死是事实的鬼，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欺骗你，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临到头了，只好绕来绕去，写出一篇安全系数较高还能交差的啰唆报道。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一场官司的开庭，到达了转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以前连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强而僵硬的新闻战士。一个人做点啥总要有那么点目的的，那么除了谋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联〃这本杂志的小温床上，长出那么点经验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当个职业作家，也一直劝周围的朋友参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但我现在发现他们过得都比我好，整日里饭局来酒吧去，周日傍晚还包了车去郊县party。
当记者跟当文艺工作者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作家可以是封闭矫情虚无的，一个记者却注定要牺牲自己那点审美趣味，变得功利无耻冷得有点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帮了我的忙的某采访对象保持终生的联系，但是下礼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骚扰他们。
我看到美国老牌记者麦克唐纳在70岁时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个侦探，独自调查到了一个陈年旧案的元凶，一个律师因为有外遇，精心谋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当一线记者，要在我们这里，准当主编享受特殊津贴了）。读这种报道，其实跟读小说也差不多，他在那里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地讲一个关于残酷人性的绝妙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破案过程带来的阅读乐趣，如果有什么新闻能跟像世上硕果仅存的几部小说那样永垂不朽，这样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3）
六
我为什么离开〃三联〃，这个事情说起来颇有些复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渐渐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写作的力量拉扯着我，到了我当记者的第四个年头，逐渐成为一个很干扰我的事。主编朱伟经常在谈话中，用海明威的例子来教育我，让我跟这个时代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一个兼具记者与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并非美国。并不是报报名就可以去报道美伊战争，也并不能在杂志文章中展示我脑子里那些近乎反人类的、疯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敛自己，尽量做到克己为人，为了大局，和一种跟我并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联事变〃，还改革了稿费制度，猛地说要裁掉一半稿费，居然工资变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标准，某日早起，心血来潮，我便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电子邮件，把自己给自由掉了。
〃三联〃不是一个媒体集团，像南方报业或者时尚集团那样，一个记者在业务能力上上升了以后，他想当官了，可以去孵化一个新的子媒体，不想当官了，也许可以做里边的自由人，因为媒体集团里头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并不至于招致别人的反感。但三联不同，它的小作坊气味与缺乏人才上升空间的客观条件，一直都阻碍着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记者，所以，社会上流动着一大批从〃三联〃这个鸟巢飞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较热爱精细生活、在关注新闻的同时对文化有研究、怀疑主义、自由主义、自嘲反讽、在有些事情上有点儿怯懦。
说的并不是我。我这种东西，另当别论。一个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最最起码，对我而言，假如并不倡导自由也不张扬个性，不与某些东西保持距离，不知觉或者有意识地去跟风，去做清客和代言人，这个杂志将毫无魅力可言。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图）（1）
陆新之 2000年11月加盟《三联生活周刊》，任主笔，2001年12月离职。此前在深圳任职某日报的财经版负责人，之后历任《中国证券期货》月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驻华南首席记者。现为上海东方早报《全球财经观察》首席观察员，编委。出版著作有《王石是怎样炼成的》、《魅力之城》和《巨商是怎样练成的》。
入伙
2000年秋天，我误打误撞加盟《三联生活周刊》。当年10月份，我正式认识了网上交流已久的〃三联〃旧人邹剑宇，刚刚结婚的他住在安定门内的菊儿胡同，算得上是很小资的住处。我那时候正好闲居北京等候出国，常常去他家搅扰。其间他和访客常常说起《三联生活周刊》正准备正式改为周刊，版面选题如何如何。我听了技痒，于是也忍不住插进去臧否褒贬一番，结果邹觉得我有时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说经济那边还需要人，你反正有时间，不如一起来搞。我想想也对，于是便跟着邹剑宇，走进那条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净土胡同，然后看到了刚刚装修未久的小楼。
记得去之前，还专门问过邹剑宇：〃'三联'也是一个老牌子刊物，招人有什么程序？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答曰：没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就是做一篇稿件，合适就留下了。
我心想，这样也干脆，不合适也就马上知道了。
到了那栋小楼所在的院子，还没有进入大院，旁边有个店面，邹剑宇指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饭堂了，还有大师傅专门做饭的。我心想，这个地方，倒是很有人文关怀阿。
上了二楼，看到新装修后的办公室搞成了格子间，有点写字楼的感觉。再上三楼，转到一间小屋子，里面一个平头的北京小伙子，邹剑宇介绍说这就是苗炜，主编助理。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啊，这就是著名的布丁啊。苗炜那时候正在电脑上下围棋，见我停了下来，没什么表情地攀谈了几句，说欢迎我来入伙。当时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怒脸上看不出来的人。
于是就像打网络游戏一样，邹剑宇把我引荐给苗炜，苗炜又把我带到下面去见主编朱伟。这又是一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看《人民文学》就听说过的大腕啊。朱伟在办公室非常严肃，匆匆跟我谈了两句，就扬声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