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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各异,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关系也很养人、很舒服的感觉是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周刊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食物,谁想吃就自己动手,拿完了我再买,别人抽屉里的东西也一样。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像一只老母鸡,后面总跟着一群小鸡在找食。
那个时期的生活周刊只有十几个人,大家性情各异,却相处甚好。王锋、苗炜是俩帅哥,只是风格有南北之分,王锋很会与人相处,觉得他更小资一些,而苗炜则是北京大老爷们一个。王锋总是穿戴得很上心,关注时尚,很早就登上美国大兵靴,他粗的时候什么都丢,可他的情感又很细腻,文章既有男性的宽厚又不失柔美的东西。他在美国时,总是用漂亮的信纸写来漂亮的句子,并且不会忘了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整个过程都在追求美感。他还经常想些点子娱乐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条Made in China的青蛇,几乎让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惨案。
苗炜是脑子比嘴转得快的那类人,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精彩更多地体现在〃圆桌〃里。至少那时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小资,虽然他关心好玩的东西,有新潮的观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难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离,可他懒,收入不高时就常打车(这是他惟一的小资生活)。现在他还是懒,但比起从前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尔夫杆,开着车去了法国,品过法国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还是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苗炜的观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错,内心里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宠物医院,仅仅是让他帮忙打听做猫绝育如何挂号,我就被他写进了〃圆桌〃,当然是一个不讲猫道的坏典型。
生活周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锋、苗炜还有胡泳更是突出,他们不只关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外做杂志的经验。王锋曾去美国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样本,写了不少笔记;苗炜几乎一本杂志在手,总是不放过认真研读的机会;胡泳在海外留学也做了不少研究。在周刊,经常会听到〃我们可以设这样一个栏目〃的建议。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永远一身黑衣一脸胡子的副主编方向明。可以说,生活周刊早期一些做宏大叙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杨浪时代留下的新闻记者,生活周刊早期的记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对他文章的路数有时不太认同,他一个高大的汉子,脾气却出奇的好,任你说什么意见,他总是很平静,他解释得很少,只是埋头写字,熬得很辛苦。现在看来,正是他当时的努力,才使生活周刊在半月刊阶段能够拥有一些深度新闻报道的东西。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性格有些不羁,来生活周刊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其精神气质和书房修炼使她成为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化主笔。说来好笑,她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热爱,其精彩表达感染或者说〃欺骗〃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随其后,生下自己的宝宝。总听到有人要找她算账:为什么把那么艰辛的育儿生活说得那么美妙?可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刘怀昭是一个观念西化的回国留学生,当时受欢迎的编译文章许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长运用资讯,善于找到独特的角度,重新解读新闻事件,提出新的观念。她一时沉静,一时又闹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针织衣,即刻就要我扒下来给她,这份亲昵让我很感享受。
刘君梅是生活周刊最勤快的记者,家住北京西郊泸定桥以远,上班的路上尘土飞扬,那上班是真正的〃进城〃。环境这样差,可她心态一向积极。我最佩服她永远以修饰得无可挑剔的模样,走进办公室,进出各种采访场所。她外号猫妹,充满爱心,家里始终有几只小猫追随其后。我的环保意识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图)(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