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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十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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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场神经病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场神经病(2)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现在,谈〃品牌〃不再是发神经病了,也许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经病。时至今日,我经常想起管理学大师杜鲁克的主张:不去算旧账,赶紧往前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按时今的说法,就是创造更多的品牌。    

  这个期望落在时下在三联书店秉政的诸君子身上,特别是《三联生活周刊》身上了。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1)

  董秀玉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我写过一则〃编者手记〃:    

  〃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    

  〃六十八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生活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在这历史的承传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一起来办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这基本反映了我们的办刊思想,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当时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账无余款。但我们分析市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周刊形态已是发展的必需,而当时除了《瞭望》,并无其他现代性很强的文化性新闻性周刊;分析我们自已,我们有最佳的品牌优势,有老同志的支持,有当时社委会的一致意见,更有学术文化界朋友们的实际支援,在资金方面也有争取外援的可能;再则,从三联的发展战略说,这也是冲破三联困境的关键一大步。我们只能,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像。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    

  创刊阶段,在钱钢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钢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窝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十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三联书店的文化精神从来是开放的、包容的,也坚持用人必须不疑,刊物必须是主编负责制。在方针确定以后,总编只管提供平台,解决困难,协调关系和终审稿件。主编应该有最大的自主空间。也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幸运,能聚集那么多的师友、同志来和我们一起创编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个大错:从一开始就主观地想请两个主编合作,一个新闻专长,为主编;一个文化专长,为副主编。结果组合了几次都完全失败,也伤害了个别主编,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内疚。    

  分出经营的这一块,与社会资金合作。生活周刊应该是做得相当早的。当时一方面自己没钱,同时也想尝试用广告来养刊物。我在香港时就调查了很多刊物,都是这种模式,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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