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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孩子的感情，于是，在床铺上地板上变作一匹四肢着地的“马”呈“狗”，让子骑关转
圈圈爬；要么，让孩子骑在脖项里，扛着她到外面游逛。孩子要啥就给买啥——这显然不舍
教育之道，但又无法克制。
春节过后不久，就又进入周而复始的沉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能纯粹地休息
这么长的时间。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
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两稿），
但这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抄写和二稿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
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
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
力使之更趋完善。第一稿不讲究字写得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
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
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
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打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
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地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
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
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
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
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主，
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
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
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
十年的历史，冬天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
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这里在别人看来
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
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
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地发出
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动十分凄凉。想想过两个小时天就
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
光照耀着我。
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拦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
继续往上走。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
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
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
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对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
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棉依浑身
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
题。我越来越失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粟。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
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受，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
字看得多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
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
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
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
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
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
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跟。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
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
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
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
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
早喝到晚。
如果有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各人对生活的理解
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了不是言过其实。这些
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
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
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３１但最大的压力还
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
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
观点大同小异。
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
学这些成就？
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
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伯尔、伦茨、幸格、伯乐赫斯、马尔克
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要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
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
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
也不是唯一的。
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
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动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落里，似乎不仅仅是
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
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
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
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
别的事了。同时想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
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边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
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
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
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
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
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
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
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
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
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
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
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
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
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
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
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
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
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
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
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
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
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
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