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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中尉同志，”从我身后传来了这样一阵语声。
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上士。
“这大概就是别洛波克了，”我这样想。
“您好，别洛波克同志！”
别洛波克的手很大，手指细长，我的手掌全部埋在他的手里了。这位上士的力气是惊人的：跟他握手之后，我好久不能动弹我的发白的手掌。他亲热地微笑着，好意地用他的灰色眼睛细细地瞧着我。
我挥了挥发麻的那只手，向船尾走去。
“好吧，请谈谈你们的工作……是怎样作战，怎样生活的？”
“不错，我们已经开始作战，干过一些事情了，”别洛波克用一种悦人的低沉的胸音说道：“六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在战斗的警报声中，出发到拉凡沙里去担任巡逻，刚刚才回来呢。我们艇上的人员大都是年青人，刚从学校里出来；只有我和贝莱伊两个人是老头子。孩子们全都很好，聪明懂事，只是技术方面还差一些。”
别洛波克的服装清洁，穿得整整齐齐，甚至带有一种服务多年、爱好这种行业的水兵的漂亮风度。他硬说道：
“前几天从一艘给潜艇弄沉的运输舰上救起了好些人；有一百多个呢。”
“你们把潜艇打沉了没有？”我关心地问。
“没有……”
“为什么呢？”
“就为了要救人！在那地方，没有旁的船。”
“放走了，可惜，”我说着，一面思索着，假如我处在艇长的地位上，该怎么办。
我得不出满意的答案，于是决定，这件事应该等到哪天有空在我们的“军事会议”上和同志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讨论一下。
于是我故意高声说：“那个值班员显然不知道值班时应该怎样处理他的服装，也不知道有职位较高的人经过的时候怎样。请您把这些事情告诉他；否则，对于年青的士兵便是一个坏榜样。”
别洛波克回答了一个“是！”，在我背后对贝莱伊伸伸他的青筋嶙峋的大拳头，于是，这个值班员默默地开始整理他的袖带了。
轮机员住的第一间底舱，给人一个愉快的印象。船舷两侧的几个铺位收拾得很整齐，褥单像是新换上的，在小柜子中整齐地放着清洁的器皿。但是第二间底舱，收拾得不整齐，通风也不好。一个水兵坐在床铺上，在缝缀一条拉破了的裤子；另外一个俯卧在床上看书；第三个在上铺和衣睡着。我们进来的时候，水兵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好，同志们。你们这里的空气闷得很，最好是通通风。”
“开窗！”别洛波克命令道。
我望望那本书，那是本《战争与和平》。
“您姓什么？”我问看书的那一个水兵。
“斯米尔诺夫，舵手。”
斯米尔诺夫身材不高，但很壮健，长着一张宽阔、坦白、严肃的脸，这张脸上还未曾碰到过剃刀。
“您喜欢这本书吗？”
“这样的书不能不喜欢？可惜读得太晚了。该早些读才对。”
“您哪一年在哪个学校上学的？”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读完了七年制中学，以后在成人夜校里上过学。”
“是莫斯科人吗？那末我们是同乡了。”
斯米尔诺夫的脸上浮起了愉快的微笑。
我请他在空闲的时候上我那里去谈谈莫斯科和文学。
第二个艇员，就是那个正在缝纫的艇员，原来是艇头炮长马留丁。
“您的级位呢？”
“中士。”
“那末，请您说说看，您在这个舱里既然是舱长，怎么可以让水兵们和衣躺在床上。”
马留丁沉默了一下，回答说他并不是舱长，不过他也没有想到要表现主动的精神。
我走近那个正在睡觉的水兵，发现他的帆布工作服上满是油污，比最肮脏的火车头司机的罩衣还脏。他的脖子和两手比他的衣服也干净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没有缚好带子的大皮鞋的脚，搁在漆过的搁板上。
“这是谁？”
别洛波克瞧瞧睡着的那个人的脸。
“吉菲莫耶夫。”
“他的职务是什么？”
“炊事员。”
“什么？！”
“炊事员……”别洛波克不好意思地重说了一遍。
这使我也有点恼怒起来：“马上叫他起来，要他立刻把手脸都洗干净，然后叫他上您那里去。”
到轮机房去的时候，我们又经过贝莱伊旁边，他已经穿上清洁的、熨平的法兰绒制服了。当我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他灵巧地把手举到制服帽的帽沿上，制服帽是放肆地歪戴着的。可是他的眼睛却是严峻地甚至怀有敌意地斜视着。
当我还没有走进第一马达间的时候，便听见了一段清晰的报告：
“中尉同志，第五战斗组的人员航行之后正在忙着检修机件。”马达间的小组长加夫里洛夫这样报告道。
加夫里洛夫许多地方都像他的上司别洛波克：宽肩膀、在工作服下面微微地蠕动着的肌肉球，他那专心的眼睛里射出严肃的眼光。
和他并排站着的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他长着一张姑娘似的美丽的脸庞，和一头亚麻色的头发。
向加夫里洛夫问好之后，我把手伸给这个小伙子。
他在握手的时候自我介绍道：“叶尔马柯夫，电气技术员。”
于是他的眼睛里因为忍着笑而光亮起来。
“您一向是这样高兴的吗？”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无论在战斗环境里，无论在执行海上的勤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叶尔马柯夫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迅速地说着。
马达间与加夫里柯夫那艘猎艇的马达间没有什么差别。一眼看到的都是清洁的景象，没有水迹、煤烟或是污泥。地板是亮亮的。铜质的配件像金子一样发亮，镀镍的零件上反射着日光。舷板的内侧以及隔板的下面有半截精细地漆成青灰色，隔板的上半截和天花板漆成淡白色，好像是医院的外科手术室似的。加夫里洛夫和叶尔马柯夫穿着清洁的虽然已经褪了色的工作服。无疑地，这种清洁整齐的景象，全都是别洛波克的“过错”。
我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等候艇上回来，这时我便要求别洛波克把艇上的人员名册和艇上其他的文件拿给我看。
原来工作人员中大部分人的服务期限，都是一两年，只有不多几个，主要是各部门的组长，才在海军里服务了近三年的时间。所有的人全都和我的年龄相近，只差一两岁上下。毫无例外，全都经过七年到十年的教育。
别洛波克描写了各人的特点，巧妙地模仿着他们说话的态度，扼要地抓住了每一个人的特点。这些水兵活生生地在我面前出现，我相信，经过他这样说明之后，就是没有别人帮助，我也可以认出许多人来。
不久，艇长回来了。我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艇长是一个中尉，中等身材，脸上相当呆板，对我也没有问什么。我以为，他会问我关于学校里的事情，因为他比我早二年毕业。但是，他对于学校显然并不关心。
我简短地把自己的事情讲了一下，可是他一直沉默着。当我谈到关于我对本艇的印象的时候，指出了各舱的状况中具有一种不可忍受的差别，还指出某几个水兵的不整洁的外表。但是，即使是这一些事，也没有使这位艇长激动起来。他用无力的、好像是漠不关心的声调说，助理艇长的位置已空缺好久了，接着他要我看看艇上的各种文件，着手做组织工作。
“你自己去和本小队长联络好了，”他叫我离开的时候，这样地吩咐我。
夜间，我坐下来研读文件，文件多得使我吃惊。值日簿、航行日记、作战日记、战斗准备日记、关于各种用具、弹药、燃料、油类的收入和消耗的记录簿，各种关于武器、机件、仪器的图样，它们的说明书，在各种不同战斗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武器的规则，各种教令，一切全都和大军舰一样。但是，在大军舰上文件是由几个职务不同的军官负责管理的，而这里全部堆在助理艇长的身上，我害怕我会在文件的海洋中淹死的。
到了清晨五点钟，我才爬上上铺，呼呼熟睡。
然而，习惯仍得到胜利，早晨七点钟，我已经醒来了。我想赶快起来，于是头马上碰在横木上，碰得很痛。我本能地举起一只手去抚摸头上那个包，可是胳膊肘又碰在窗甲上，碰得麻木了。我一面骂着，叫了一声啊呀，一面从铺沿上转身下来。可笑得很，我一下子就把舱室里的空间全占满了。要穿裤子的话，那便得打开门，把半个身子伸到过道上去；而轮机室的舱门、会议室的舱门，也都是向这个小过道开的。在这里还有通到上甲板去的舷梯呢。
我的住舱的面积比一个书架或一个衣橱大不了多少。门的左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是一个小小的书架；门的右方有一口小小的挂衣服的壁橱。沿着船舷是两张铺，我的是上铺，下铺是艇长的。睡在铺上，我的头顶住了这边一块隔板，脚便顶在对面一块隔板上。仰卧着时，假如要弯弯腿，那末膝盖便会顶在顶板上了。然而，我仍旧喜欢这个小舱。这间用上了漆的木板隔成的小舱，窗上挂着浅蓝色的绸窗帘，地板上钉着油布，上面还铺着花花绿绿的地毯，它就像是一口精致的首饰箱一样。
第二章 出航
七月十日，我第一次执行海上的任务。
猎艇编在一个护送队里，从咯琅施塔得驶向爱沙尼亚沿岸的一个小港去。航路离前线很远，战斗的遭遇是不会有的。这是一次相当简单的航行。我的任务主要是测定猎艇在海中所处的地位，注意航行的安全。
这一船队由几艘成单纵阵行进的运输舰所组成。扫雷舰走在前面，用扫雷器检查航路上有没有水雷。两艘‘海上猎艇’在两旁随行，保护运输舰不受德国的潜艇和飞机的狙击。我们的猎艇在右边航行。
空气相当清新，在青天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顶着白浪头的黑色的海浪。甲板抖动着，倾侧着，就像要逃开似的。猎艇慢慢地爬上陡急的浪峰，然后迅速地增加速度，大吼一声陷了下去。它的船头一忽儿高高翘起，一忽儿消失在沙沙作声的白色的浪沫中。透明的波浪不时从甲板上横穿过去。
我笨手笨脚地爬上了指挥桥，用手和腿抱住了罗盘架，想对着远远的海岸标志测定方位。罗盘的方位牌在定位仪的三稜镜下直转着，像是留声机唱片似的；在我的眼前，一行一行的数目字滚动过去。看到一个我觉得是最正确的数字之后，我便从指挥桥下去，走到甲板室里，以便在航图上确定位置。我每次上指挥桥回来，总看见甲板室里都是同样的情形：航图从桌子上垂挂下来了，压在航图上的镇纸、尺、量角器、圆规，都在到处乱滚，从这边板壁滚到那边板壁。我一边骂着，一边把我的东西放在原处，然后进行测定方位。可是，测得的地点没有一次是与实际的地点相符的。
“在这种简单的环境下，我难道都不能做好一个领航员的工作吗？那末以后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觉得非常绝望，最后竟把那些数字完全搅成一团，分不清了，我的额上满是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