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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深。
您怎样看待读书与做人的关系？
写书也需要一股气，人在禀赋方面如果不太正的话，写书的时候可能就会偏颇，这里面有一个读书人的自我感受问题。读一些很差劲的书，甚至影响到人格的书，很可能写出来的东西社会效果不好。写书的人可能心理不太健康，在掌握知识方面走了偏激的道路，写作的时候必然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
对您读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谁？
最早是我父亲。我在五六岁时，他就给我讲《西汉演义》。他在给我讲《西汉演义》时，书中大段大段的文字都能背诵。
您读书的方法是什么？
我主要是读明、清时期的文章，读得多了就像读报纸一样（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您的读书格言是什么？
读书不求甚解，人生一大乐事。爱读书这一条，我至死不会变。
您读书有什么捷径吗？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拿到一本书不知道好歹，以后读多了，才发现不好，最后就放下了。读多了，一本书到手，翻几页，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档次，档次不够就不读了。这里面主要是对语言的感觉，随着你自己的层次提高，你在识别书的档次上也在不断提高。
您读的第一本名著是什么？
我9岁读的《西游记》。
您怎样辅导自己的子女读书？您对他们读书有要求吗？
我女儿现在读琼瑶，这是她的感受。现在她不爱看我的作品，没有什么不正常，有一天也许会爱上我的作品。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天地，尤其在读书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要干预。在读书的过程中，她自己会有所判断，逐步建立她自己的读书思维和心理体系，这样一个过程，最好不要干预，但是要引导她。
二月河：随缘读书做学问巴丹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步入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皮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选》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没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没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情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来，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没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孟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功夫“求其甚解”。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山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
巴丹：立体阅读和沙发上的“土豆”巴丹
自从电视诞生以来，读书与看电视，就构成矛盾，甚至有些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在电视与书籍争夺眼球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电视似乎占了上风。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一天的闲暇时间中，看电视为3小时零6分钟，读书看报听广播共约半小时。但事实是，书越出越多，出版业仍被视为最赢利的行业，全国一年出版图书14万种，图书总码洋连年递增。尽管面临来自电视、网络等媒介的挑战，对于许多人来说，阅读仍然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一种活动，大约25％的成年读者和20％的小读者认为，读书能带给他们电视和计算机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同样历久弥新。
所以，各种媒体并非可以互相替代，你死我活，也并非对眼球简单地瓜分，而是以自己传播方式的独特性和传播内容的相融性吸引公众更多的注意，激发人们对信息的需要，令人们的媒体接触面普遍加大，媒体接触时间普遍加长，创造出一个信息时代。
据《2000年中国城市青少年消费形态报告》显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是电视。80。9％的中学生表示电视是他们所接触的主要媒体形式之一。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有1。14个小时；周末看电视的时间则上升到1。98个小时。
有人特别鄙薄读图阅读方式。其实，人类早期的文明，正是以图的方式建立的。尤其中国的象形文字到今天的汉字，更是由图到文的演绎史。当代影视方式在新的高度上确立了新的读图方式，这又让许多传统的读书人非常郁闷。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人，美国也有。一位美国人就感叹：电视把孩子们变成了沙发上的“土豆”。理由是电视产生了被动阅读，使孩子成为接收的机器。
此观点看似有理，实际经不起推敲。电视图文并茂，声画多方刺激人的感官，孩子可以参与电视的情景与设问，完全可以不当接收机。如果没有看客置身其中的心动，看书比看电视更被动。如果说某些孩子是沙发上的“土豆”，我们可以设想，在没发明电视之前，也一定有更多的“土豆”，只不过他们在田里晒太阳。总有一些人是“土豆”——不因为电视他们才变成了“土豆”。现在，这些“土豆”从田里移到了电视机前，他们通过电视得到了比他们在田里多得多的信息，这已经使他们的知识构成和生存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土豆”毕竟是“土豆”。其实，没有人定量研究过，“土豆”在人群中的比重，有多少不是“土豆”的人由于电视机变成了“土豆”，但我一直相信，电视对人类信息传播功不可没。
蒸汽机最初发明出来的时候，据说英国一些医学权威预言：人类的心脏承受不起太高的速度，时速超过每小时60公里，人们就会患心脏病。现在人们在太空遨游，这个说法不攻自破。
电视机和网络发明出来了，又有不少人担心，人们的眼球承受不了。看屏幕不舒服。可是，过去那么多书生近视眼，人们也没有归咎于纸张呀。
对于许多对读文方式厌倦的人，电视等读图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弥补。特别是对于文盲而言，电视无疑给他们打开了世界的一面窗。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读图方式与读文方式的不同，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对人的思维会有不同方式的介入。
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阅读模式，而是复合型阅读，多重阅读，互动阅读，立体阅读。每一种阅读方式有其适合的人群，每一个人，也可以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以互补。我们试图建立一种立体阅读的理念。也许，可以认为，立体阅读就是借助于纸介、广播、电视、网络多种媒体，整合它们的优势，形成对信息综合处理的最佳方式，构建更个性化、更快捷、更有效、更准确、更具有权威性的交流信息、情感、思想的媒介系统。
余秋雨：生命的质量需要用阅读来锻铸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
书约余秋雨巴丹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 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余秋雨简介巴丹
余秋雨，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审美心理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
余秋雨书缘巴丹
对您的读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谁？
实实在在对我有帮助的是我们大学里面的几个图书管理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馆不开放，他们就偷偷地把书拿出来给我看，告诉我哪本书好，哪本书重要。
您怎样看待读书和做人的关系？
做人很重要，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读书很多、做人很坏的人。可见做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做人第一，善良是最关键的。但要建立优秀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和阅读连在一起的，如果不经过起码的阅读，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和人生的艰难。如果不知道这些，你就不知道善良的重要。从平面上讲起来，我一定把做人放在前面；从历史上讲起来，我相信，是在阅读过程中，在观察过程中，来分辨做人的原则，来仿效那些世界级大师。
您为青少年推荐的书是什么？
我做了几十年教师，我感觉这是个“门诊”，我需要和他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