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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逃亡与还乡在苏童小说中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二律悖反：逃亡，即便是逃出了乡村的迷雾，却也只能消亡于都市的乌云之中；而”回归的路途”却早已迷失，还乡也终究只能是幻梦一场。乡村与都市，都只是罪恶的渊薮，那么人类理想的栖息地究竟在哪儿呢？我们的灵魂难道就只能作永远的流浪？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命运，而苏童通过”逃亡”与”还乡”这一奇异的悖论而对精神家园追寻的虚妄的表达也指向了同样的”无家可归”。而且在苏童的笔下，那种指向无家可归”的逃亡与还乡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宿命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叙事文本中，人物逃亡/还乡的理由即是逃亡/还乡本身，对他们来说逃亡/还乡就是生，逃亡/还乡就是死，逃亡/还乡就是全部的人生。当一种行为并不因为原因和结果而存在时，这种行为就失去了继续言说的可能而变成一种不可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苏童的逃亡和还乡，其终极的目标究竟是指向何方？对此，聪明的苏童并未来企图作出某种行而上的探讨，更没有对未来与希望给予某种盲目的乐观和向上，当然也没有乌托邦式的光明和神话。或许，这恰恰说明了苏童的某种清醒：”逃亡与还乡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人物的不断逃离又不断回归的历程正暗含着人类艰难跋涉的漫长的精神旅程，这正是对孤独的徒劳的反叛及反叛后对现实的回归与认同。”⑥
然而，这种宿命式的表达中，无疑也寄托了苏童自己的某种惆怅和悲观。他曾引述瓦尔特·本雅明的话说：“（我们）这些主人，却无家可归。……是的，我和我的写作，皆以南方为家，但我常常觉得我无家可归。”⑦现代工业文明的无限膨胀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度繁荣，都已将人的精神家园挤向了无边的废墟，于是我们就成了无”根”的漂泊，只能作永远的流浪。苏童所表达的其实是现代人普遍的家园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让”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人都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⑧”。而逃亡，则正是苏童自身的这种家园危机意识作潜在内趋力的结果。人的血脉”一边在乡村一边在城市，这血脉两侧可以很近可以很远。一个人在精神上，也是站在这个世界的两侧跳跃，他没有中心，这个中心是不存在的”⑨。于是逃亡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并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栖居地，这便几乎成了现代人命运的宿命式寓言。而与之相对也相统一的还乡，则无疑寄寓了一种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眷恋与固守。尽管由于精神家园的虚无使得这份眷恋与固守显得过于空洞和苍白，但这种眷恋与固守的姿势，却足已说明了苏童对于难以割舍的”根”的追寻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在这种追寻与思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的某种自觉。
冥冥之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的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⑩，于是”在那条与生具来的河中，你仿佛坐在一只竹筏上顺流而下，回首遥望远远的故乡”⑾……
注释：
①《米》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②③《世界两侧：1934年的逃亡》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④《少年血：南方的堕落》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⑤《苏童论》 王海燕 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4
转载自《人大复印资料》 1994。2
⑥《突围与陷落》 冯爱琳 见《当代文坛》2000。1
⑦⑧《南方是什么？》 苏童 见《书城》2002年。2
⑨《打开人性的皱折》 周新民、苏童 见《小说评论》2004。2
⑩《世界两侧：自序》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⑾《世界两侧：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