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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方面在中方的高调声明发表之后，有些意外的沉默了一阵，稍晚些时候又再次重申了一次英国方面的立场，德国太平洋舰队这一破坏亚洲和平的因素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是大英帝国容忍范围以外的事情。但是考虑到亚洲地区的大国中国的意愿，英国方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与德国方面展开接触。
这份声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明中国的资格不够，也表达了英国一定程度的不悦。
但幸好的是，在太平洋舰队正式将巡航范围扩大到了赤道线之后，双方在亚洲地区的海军的确再没有太大的异动，令人不知道英国方面肚子里卖得什么药。
在这个时候，一个来自山西的消息让我眼前一亮，在英德双方理论上还处于交战中，我的斡旋工作有些陷入僵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军事以外的力量——宗教。
山西学方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合作，使得山西建立了第一个民办的高等学校——山西大学堂，虽然李提摩太只是来自大英浸信会这一分支教会机构的人员，但是由于他在这数年中连续开辟了山东，山西，陕西和奉天四个中国本土教区，和新蜀，新湘两个中国海外国土教区，使得他对于教会事业的贡献极大，在欧洲宗教界也获得了盛誉和名声。
通过他，可以使宗教界人物了解到中国方面调停战争的意愿和苦衷，并使宗教力量稍稍介入一下两强的冲突，虽然不会有效的使战争的威胁解除，但是却有助于我推迟一触即发的战争的初衷目的。
于是在十一月底离宗教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亲自召见了李提摩太，在感谢他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后，正式向他提出了转述有关斡旋和平方面的要求。
虽然英国国王是个政教合一的领袖，但是教会势力对于政局的影响力也绝非一无是处，这其中的关节处，是看双方有没有和平的诚意，只要双方是碍于面子而不是其他才难以坐到谈判桌前，这种宗教势力的介入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借口——特别是双方显然都需要时间来完成战略转变的情况下。
德国人的战略是两面开花，迫使英国不得不首尾兼顾，目前看来他们以傲视全球的本土军力来摆出防守姿态而在亚洲太平洋方向以新兴崛起势力来摆出挑战姿态，从而探测英国人的具体反应。而在清晰的了解到了英国人的具体反应后，德国人一定需要做出一定的转变，虽然争夺阳光下的领土对于德国人来说很重要，但是与欧洲利益比起来，这些地方都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在与中国达成合作默契以后，德国人完全可以暂时不理会亚太地区的局势，只要保持一个实力年复一年增长的态势，就足以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最起码维持目前的优势。而可以将精力完全集中到欧洲方向，应对英国集中在欧洲的已经分散了的注意力。
而在英国方面，因为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并不处于一个战略的绝对优势，尽管吃了点亏，但是要立即改变这种态势是完全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国人将他们的海军强势介入到与德国的争端中后，英国必须在这里暂时的停下脚步，把精力集中回到欧洲本土来运作，并渐渐分化围绕在德国周围的势力，形成一个坚实的包围圈，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全面战争中取得一个优势。
所以，在一个月之后，借着圣诞和新年到来的契机，英国人和德国人终于结束了其实早已结束了的战争状态，双方都没有提出让对方赔偿损失的要求，而只是在一场仪式性的会谈后愉快的各自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两国恢复友好和和平。
谁都知道这种妥协都只是暂时的，双方正在积蓄着仇恨值，等待着这种仇恨在不远的将来迸发出最有力的冲击。
战争似乎在1904年的时候，远离了这个地球。但双方的老大不打，不代表不可以让小弟们先闹腾两场。
奥匈帝国这个德国最强大的盟友，已经将目光瞄上了波黑这个塞尔维亚视之为天然领土的地区，奥匈帝国在征询了德国方面的意见后，战争动员已经秘密的开始准备，他们并不知道在邻近的属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地区，一场背后有着较多势力因素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展开。
这场名之为伊利里亚民族复兴运动的内部骚乱，将暂时把奥匈帝国的战争机器拉回来，但绝无可能改变奥匈帝国的既定政策，由于利益和民族的冲突，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土耳其这三个巴尔干地区的超级大国，将领着其他诸多小国，主演一场大戏，一直持续到全面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这正给了两个超级大国完成各自战略部署的时间和机会。
第265章 契机
随着英国和德国双方的妥协，和临近圣诞节时罗马教皇的和平讲话，欧洲的势力整合和力量调整，将会是未来几年内整个欧洲主要国家的主旋律了。
除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二线国家之间的冲突开始摆上台面之外，英国和德国双方都开始了以对方为最大敌手的延续了几十年的战略准备和近期愈发加速的战争动员去了。面对席卷整个欧洲的和平呼声，德国方面还好，倒是英国的舆论界开始有少部分人重提起过去有人提起过的英德联手，天下我有的论调来。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心的呼喊，还是迷惑德国人的小伎俩，因为毕竟任何有智商的人都知道，随着德皇对于世界新秩序的孜孜追求和德国从一个近海防御型海军开始渐渐向远海霸权型海军进军并对大英帝国统治地球数百年的海上秩序发起挑战时，英德双方早晚有一天会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投入到与对方的血战中去。在这个时候妄谈英德联手，岂止是一种奢望而已。
对于英国来说，如今的世界格局可不仅仅是欧洲局势了，随着亚洲一个新兴的霸权开始崛起，英国开始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是扼杀它，趁着现在还能完成扼杀的时候。二是拉拢它，趁着它还没有投入敌人的怀抱的时候。两条路都是难，第一条的难度不言而喻，而且还要提防着德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在后面捡果子，跨越半个地球的距离去攻击当地的一个霸主，而且是一个有着强大武备的霸主，没有人可以言必胜，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必须掂量掂量如果失败，后果是不是自己能够接受的？
第二条同样有难度，因为从十多年前大英帝国开始向中国伸出友谊的手并被对方紧紧握住之后，大英帝国都一直面临着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商业上或是政治层面，德国始终都显示出对于那个远东国家的巨大诱惑力，让那个国家的统治者显现出一种难以取舍的为难态度，如果大英帝国决定选择这条路的话，要付出怎样的成本才能够收获到想要收获到的东西，同样是一本难算的账。
这便是摆在大英帝国如今的实际掌门人，首相亚瑟贝尔弗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无论他要作出怎样的决定，他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考虑了——根据从德国方面传来的消息，德意志帝国皇帝的亲弟弟。一向负责海军方面事务的普鲁士亲王就将踏上前往东方的旅程，尽管这位尊贵的亲王此次东方之旅有着被远黜的成分，但是中德双方加强在海军事务方面的合作是摆明了的事情。德意志的技术和东方人几乎用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资源，天知道他们之间的合作能够结出怎样的一颗果实。
放在任何有责任心的领袖面前，这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特别是贝尔弗这样一个素有鹰派，果决，有魄力的名声的，被视为国家希望的领袖面前。一旦走错路，大英帝国不仅有可能输掉维多利亚时代赢回来的一切，更有可能坠入深渊，他不能不谨慎。
正如他一样，我也在抉择。这个帝国在我的领导下，虽然走了十来年的顺路。但是如果这一铺豪赌输了，同样的也会输掉前十来年赢回来的，今后是不是万劫不复，还要看这个国［ｗｒｓｈｕ］家这个民族的坚韧性。
在明面上的战争冲突的危险渐渐被平复，英德双方也开始以政治接触代替亚太那种海军舰队直接大舰巨炮对峙的做法之后，政治层面的攻击波开始了。我也渐渐在这种明暗各异的攻势中，领会到了英国人在那两条路中选择了什么。
首先是康有为的教化部和善耆的军情司的年终报表，自从教化部开始开放党派注册之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党派层出不穷，截至1903年。全国除了一统天下的新儒党之外，新增大大小小的党派两百零九个，其中五十人以上的党派有九十余个。纵观其名单诸如江浙茶布会，晋直矿保党等，充分显示了党派的初期特性——地域性和行业性，虽然以我后世的眼光看去稍显可笑，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起步，也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起步——由利益驱动的相同利益者联盟，现在只是还没有把参政的权利放给全部的政党而采用新儒党一统天下的政策，这些党派自身的不成熟或是不合格也是主要原因。若是将来时机成熟了，自然会将参政权给予这些利益阶层的政治代表们。
在此之前，政党的近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在各种地方性行业性特征极为显着的政党纷纷成立的同时，由于儒家重视自身修养，新儒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关注点不同的各种流派，譬如分别以农业和新兴工业为着眼点的中原派和沿海派，要不是皇帝亲自担任党魁的话，说不定每年的激烈争吵早已导致了这个中国最庞大的党派的分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工会组织的出现，与我想象中不同的是这些工会组织并非是由工人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各工业发达地区的或寄身于新儒党内，或特立独行的当地名儒，配合上各地民政部门的帮助，渐渐以帮助工人为目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工会组织，最大的自然是在上海，此地以及沿长江辐射而上的各工业地，船工会无论在劳方还是资方，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听说这家工会便是由翁同龢在前几年作了大量的前期推动作用。
这便是一九零四年的新年，在英德双方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前被各种外力联合阻止，和平重现曙光之际，正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变动中的中国。而这个国家，从总参谋部军情司从欧洲得来的情报来看，英国方面似乎开始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的对华策略。
按照我的估计，英国人要对付我，无非是两个方向，一是南方的两广，一是西方的西藏，两广方面由于法国人的颓势和越南缓冲地带的建立。英国人可操作的余地不大，倒是西藏尼泊尔方向，由于英国势力在对面的强大，倒是不得不防的一回事。
最近听尼泊尔方面呈报上来，英国方面以帮助尼泊尔军事进步为名，愿意免费为尼泊尔军队更新装备并提供教官培训等军事合作的内容，这恐怕未必是印度大臣张伯伦一个人做主的，有鉴于此，我特意让外交部就此向英国方面提出抗议，指责对方违反了中英双方就尼泊尔等国藩属地位的共识。另一方面我也让陆军部派人去尼泊尔坐镇，并从尼泊尔的少壮派军官中，选拔出了四十名军官到北京帝国陆军大学上学，稍晚些时候考虑到宗藩体系的维持，又下旨让帝国陆大特别开设一个科系，容纳各藩属国的青壮年留学生及少量有培养前途的高级官员。
而西藏方面也要未雨绸缪，这个地方是迟早都要动的，所以，宗教和世俗方面的两个领袖人物要特别关照，自乾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