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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变革并不包括各藩属，也不含国土内的两个特殊地区：西藏和蒙古。
这两个地方由于地域的特殊性，权力架构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所以，对这两个地区的处理，将另定良策缓行。
对西藏来说，宗教的权力要远远超过世俗的权力，尽管金瓶掣签制度早从乾隆年间就钦定了下来并被严格的执行着。
所以，对那个地方，现阶段只要保证他们不会倒向外国就可以了。西藏和尼泊尔，是这个方向两个重要的屏障，每年费点心力也就是了，尽管那里的农奴制度我是怎么都接受不了的，但如今要腾出手来办这个事情，纯属不智。
而蒙古如今则是以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及土默特亲王棍布扎布领衔个札萨克王公，向着两个方向前进，以喀喇沁亲王为代表的融入内地的蒙古部分，按照渐渐以工业文明推进演变的方式缓缓改变。而以土默特札萨克亲王为代表的漠北漠西蒙古部份，则发挥他们游牧文明的特性，让他们在北方逐步与俄国的哥萨克对峙并渐次北推，有帝国在背后撑腰，北方贝加尔湖地区是我给他们预留的牧场。
其他的地区，则按照经济发展的形势，慢慢的建立起地方的行政体系，几十年的推演下去，社会将渐渐向良性化方向前进。
从来都没有任何一项改革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这些初步的步骤不可能永远正确，随着时间和实践，修修补补，这个体系将会越来完美。
第254章 新日本之父
朝廷因应日本局势的变化，派出的钦使规格极高，由前吕宋总督，现任礼部左侍郎，理藩院掌院同知唐绍仪领衔的皇家暨政府代表团，在骡姬宫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后，乘坐帝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旗舰盘古号抵达东京，一方面是带来皇帝陛下的慰问，对即将继位的那个年轻的神经质患者，如今暂时仍是王世子的明宫嘉仁亲王进行一番谕慰，并在程序上完成一些册封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摸清楚这一次重大政治事变背后的风生水起，这次事变几乎是完全在掌握之外的。事发后不久袁世凯就以熟悉日本事务的前东海总督的身份，迅速上了一道分析的折子，最关键之处便是要朝廷全力提防日本可能会出现的一边倒的情况。
原先明治在的时候，无论如何日本国方面是占据着优势的，人民心中也有一个主心骨，内外交困的日本正是在这样一面旗帜下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支撑了这么多年，但是如今这个主心骨倒下了。而王世子嘉仁在性情以及能力，包括形象，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已经完成了从人格到神格的转变，在天海那个不管怎么说都极富个人魅力的大将军面前，他几乎是一个低能儿。
这样的情况，极易导致两个变化，一是天海国在实际上完成对日本的形象征服，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幕府大将军为偶像的姑且称之为大将军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最终统一日本两岛。
另一方面就是如今的日本政府完成将王权虚化的转变，彻底将国王束之高阁，实行彻底的君主立宪，并与天海国媾和。这方面袁世凯的担心倒不是很大，因为如今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以前是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现在虽然形势不一样，但对于他来说，只要愿意，大隈重信随时都可以重新捏在手上。
所以，在我与他往来数封信件后，最终决定让唐绍仪亲自去一趟日本，并考虑到菲律宾局势的主动权并不操之在我，故而袁世凯也被紧急宣召回来，目前来看，明治遇刺事件背后有着不寻常的背景。日本的局势在袁世凯调走后便发生这样的重大转折，这充分表明虽然大局面上日本已经完全在掌握之中。但还是有很多变数，并未完全的令人放心。
譬如这次事件，明治一死，对于日本的未来走向会出现若干不能叫人放心的可能。所以归根结底的，是要趁着这次机会，全面的把日本事务完全地再过滤一遍，并建立起一个细节性很强的应对体系来，而并非像过去那样。仅仅有一个大框架上的方略。
在袁世凯还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筹划在理藩院体系下，单独再增设一个日本天海事务局出来，由袁世凯先暂任一段时间的局长，在此期间再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对日专门人才出来，日本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特殊性，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通藩属国来对待。
另外一方面，在过去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渗透，除了现有的天海国体系之外，还要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体系起来。
中华会馆在东京的势力还算可以，但是东京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法覆盖，而且他们主要负责的是中下层情报的刺探，以及日本民间层面的事务，无法起到覆盖日本上下各阶层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必要在日本地政界层面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
组党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魁首由谁来担任，以现在何种势力为基础，这还需要商榷。
这次事件之后，大隈重信的日本宪政党自从上台之后，已经与过去那种完全唯袁世凯马首是瞻的态度有大大的不同了，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调离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有这个政党本身势力已经太过庞大不容易控制的缘故。
而另一个完全外来的政治力量便是从俄国流放地解救出来的朱加施维里又有其他的妙用，暂时也不是启用这支力量的时候，也只能让他继续呆在北海道，而不是盲目的将他弄到本洲岛来。
所以，等袁世凯回来，这个傀儡政党的领袖人物，就一定要定下来，并以一定的力度持他们支撑起来，并迅速在日本政界形成力量。
这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动作，另一个动作在王室，即将登台的将是历史上的大正天皇。此人天生有遗传性的生理和性格缺陷，这方面也应该善加利用，以治病为名，将他从日本接过来呆一段时间，再动点动作。作为他来说，如今的局面让他已经夫去了他父亲当政时的权力，他的性格中那种骄横傲慢和崇拜强势文化的特点，可以加以利用，并形成从他这里出发的对政府的控制。对我来说也较为轻松，对一个人加以引导可比对一个政府加以引导要容易得多了。
王室加政党，这方面的动作可以全盘的将日本的上层社会先渐渐有所控制起来。而下层社会方面，还要加强中华会馆的活动范围，不仅仅是地理上，从工作内容方面也要扩大，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日本地方帮会势力的控制，还要负担起保护教化部人员安全的责任，并配合进行针对死硬份子的暗杀任务，这些人虽然身有侠名，但是往往有妇人之侠的嫌疑，而非国家需要的那种侠。
对为首的武林宗师，当神一样供起来就行了，具体行动可交由总参谋部选择人员去控制行动，中华会馆拿总参谋部的津贴，理所应当的就要替总参谋部办事。
总而言之，在日本局势上，袁世凯的理藩院没有强力部门，所以要让总参谋部方面给他配合起来，让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如此办起事来才能给日本的局势以雷霆重击，让有所野心的人心有所惧。
那边既然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是该洗洗牌了。
事发时尚在北京地明宫嘉仁王世子是与唐绍仪一起回去的，秉承旨意，一路上唐绍仪已经在他身上用了不少的心机。
甫抵东京，唐绍仪便亲自护送嘉仁进入日本王宫，并以天使身份入住王宫，这也让日本的政治重心立即重新回到了王宫。
第二个动作便是紧急从海军中将中村纯义家中将零1年刚刚出生的由已故明治国王亲自取名的迪宫裕仁亲王接回了宫中，并在次日的公开场合下宣读了赖封诏书，策立明官嘉仁亲王为日本国王，立迪宫裕仁亲王为日本国王世子。
新国王随即发言感谢了天使的护送及慰问等等，并拟定了明治国王的葬仪等等事宜，最后宣布次年年号大正。
随后唐绍仪的行止仍然在宫中，第三日出席准备了不少天的明治国王葬礼，并与政府的大隈重信。大正国王出席了位于涩谷的明治神宫的开工典礼。
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频频接见各重要政治人物，会见在日本的中国重要代表，以及出席一些仪式，在五天后，他就应当写一份报告出来，以供我和即将抵达北京的袁世凯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参考。
天海国方面也由松平志男亲自出席葬礼，尽管两国还有零星交战，但是双方都共处在一个宗藩体系下，日本方面也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这个人如今对日本的作用也不仅仅止于反面了。
在日本四岛萎缩至本洲岛尚只有一半的关头，日本人当然会谋求凤凰涅磐的机会。天海国的崛起在他们眼里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政治永远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想当年松平志男恨明治国王入骨。日本政府方面也是视其为叛国逆子，如今还不是走到了一起去。
袁世凯抵达潞河驿后直接领命进宫，在连续两天的讨论后，袁世凯正式受命在本职外兼管日本事物，他也随即去了威瀛府，随后他的下一站将是东京。长年的东海总督生涯中，他以他的手段建立了他的威权。他哪怕什么事都不做，对日本某些人也是一种威慑。
重点还是战略布局的问题，时间无多，已经不能再让日本牵太多的精力了，一个有效的管制应对方案可以节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干其他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如现在这般的需要隔三岔五的照料一下。
当然，其实这次不去理会日本的局势也无关大局，只是那样的话，以后的日子中可能会不断有若干麻烦的小问题出来犹人，所以我这才下定决心长痛不如短痛，让袁世凯紧急回来花个一年半载把事情料理了，省得以后再有什么意外。
大开杀戒是不可避免的，藩属要有藩属的样子，不然就要列为征讨之国，这便是我给袁世凯的定心丸，有了这么个意旨，他办起事情来就少了许多顾忌，效果也能达到最佳。
没有时间再去做一些表面功夫了。袁世凯抵达威瀛府后，即刻以钦差的名义召见了驻新湘省六个镇的营级以上官员，新湘岛的七万五千人的部队，也紧急进入了戒备状态，随时可以为袁世凯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作强硬保障。
而同一天，东海总督左宝贵也在新蜀省训诫了新蜀省五个镇的中上级官员，要求他们随时做好作战准备，以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气氛顿时便紧张起来，日本政府和京都幕府都递来了抗议书——当然，是经由理藩院系统传递的，袁世凯一一照收，随即将抗议书原封不动的交还了两方面的人马，并当即赶往东京，在那里不作片刻停留，立即由陆路直抵东京以北的赤城山，第二天清晨便在赤城山下的军营内检阅了兵马，并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封山演习。而他自己则安然在赤城山内的军营过了三天。
这三天日本政界人士都是在无尽的恐慌中度过的，袁世凯显示了前所未见的强硬作风，而这背后显然有皇帝陛下的钦准，那么前段时间听说的皇帝训斥袁世凯贸然向日本派兵的消息就是站不住脚的。
该反省的人会反省，要顽抗的人会顽抗。
第四天袁世凯传出可以借见外客的消息后。东京到赤城山的官道上络绎不绝的是各方大员的车队，像赶场一样从东京唐绍仪处转到赤城山袁世凯处。
重要人物包括宪政党党魁，政府首相大隈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