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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山西省南部一个小村庄，名叫“白窝村”。村如其名，一穷二白。我家则是村里数得上的困难户。家境宽裕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家的境况，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我小时候，家里经常连几个钱甚至几毛钱的现金都拿不出，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上学要用两毛钱，家里拿不出，妈妈只好去别家借，后来还因此受别人的嘲笑。全家人的吃穿用都已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了，全家的衣服都由母亲或奶奶亲手缝制；一年到头饭桌上摆的都是自己腌的咸菜，能有一盘炒菜就算很难得了；全家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时至如今，十几年了，家里添置了两样家具：一台勉强能看的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件自己做的立柜。我们兄妹三个童年时代也从不曾与糖果、玩具之类有缘。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很小就懂事了。我知道家里的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应该珍惜，我从不向父母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只要可能，我尽量节省，我从来不曾主动要求父母买零食或新衣服或玩具，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忍不住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懂得体谅亲人们的艰难，我从不曾因为物质条件的窘迫而对亲人有过一丝一毫的埋怨，我很清楚，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给予我太多，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绝不亚于天底下任何人，穷困不是他们的错，我对于他们只有感激和愧疚。
当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已经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了。我不能眼看着我的亲人们再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我不能让我的亲人们再贫困中苦苦挣扎，一句话，我不想看着爱我和我爱的人们继续承受他们正在承受的苦难！所以，我必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改变亲人们的命运。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从不曾忘记我肩负的责任，正是它伴随我走过十几年的求学生涯，随时给我以鞭策和激励，没有它，我也许不会“成功”。
阅后感悟
阅读重点推荐：
“我从不曾因为物质条件的窘迫而对亲人有过一丝一毫的埋怨，我很清楚，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给予我太多，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绝不亚于天底下任何人，穷困不是他们的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和愧疚”。
“当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已经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了。我不能眼看着我的亲人们再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我不能让我的亲人们再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一句话，我不想看着爱我和我爱的人们继续承受他们正在承受的苦难！所以，我必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改变亲人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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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心声：
不但不以家境贫困而自卑，反而却以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而骄傲。这样的少年必然会从贫寒的家庭中吸取无穷的力量。
“从不曾因为物质条件的窘迫而对亲人有过一丝一毫的埋怨”，这样的少年必然要将对亲人的理解和感激化为拼搏的巨大动力。“我从不曾忘记我肩负的责任，正是它伴随我走过十几年的求学生涯，随时给我以鞭策和激励，没有它，我也许不会‘成功’”。这样有责任感的少年理所当然会成功。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你一定还有更深更好的感受，请赶快记下你闪光的想法，时时提醒自己，将来你必成大器。
郑国民：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1）
我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父亲在我不满3岁时就去世了，当时我妹妹刚出生两个月。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母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来维持，那时的生活非常艰难。
在我的人生中，我最感谢的是母亲，她不仅给了我强健的身体，而且教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衫的身影，背着柴火在山路上蹒跚而行的脚步，还有那掩饰不住辛酸的苦笑，都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里。为了减轻母亲肩上的重担，从7岁开始，我就拿起镰刀和绳子上山砍柴，一担担柴火由我嫩弱的肩膀挑回家，砍伤了手，压弯了背，一直到现在，刀疤还清晰可辨，背也没有直过来。
家里虽然贫穷，母亲宁肯自己受苦受累，也要让我能读书成才。在上学的头天晚上，母亲用她的一件旧上衣，给我赶做了一个裤头，第二天早晨，我美滋滋地用布带子系上，光着上身，赤裸着双脚，空着两手上学去了。母亲又趁中午休息时间，走到10里外的供销社，卖了10个鸡蛋，买回来2尺布和几个笔记本，我就这样背上了母亲给我做的小书包。
13岁时，我考上离家50里地的公社中学，周六下午，我步行爬山回家；周日下午，我再背着粮食返回学校。在校住宿，放学后不必上山砍柴了，自然比上小学时轻松了许多，但我知道我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是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母亲用一个个舍不得吃的鸡蛋换来的，所以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每当我在考试后把成绩告诉母亲时，她只是微微一笑，做一顿稍好的饭菜，作为奖励，然后对我说：“咱可不能骄傲，门门都是一百才好。”在母亲看来，无论是第几名，不足100分就不算是最好的成绩。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又能吃苦耐劳，初一时，我在班里第一个加入了共青团，后来，我又多次被评为县里的三好学生、地区三好学生。
初中毕业时，根据我的学习成绩，校长和老师们都劝我上重点高中，以后再考重点大学，而我所憧憬的路也是如此，可是我没有勇气开口。我知道，因过度劳累母亲已是疾病缠身，她舍不得买那几分钱的药片，咬着牙挺着下地干活，她把苦涩的泪水趁我们睡熟时默默地咽下，而在我们面前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为了给我凑开学的费用，母亲拖着劳累到极点的身子到处采药，每次我接过母亲给的钱，我的心在滴血。我知道，如果我上高中，妹妹就得辍学务农，否则母亲无力承担我们两个人的上学费用。怎么办？要想继续学习，还有一条路：上中等师范学校，这样可以不用交学费、书费，还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助学金，妹妹也可以继续读书了。于是我报考了中等师范学校，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情愿而又不情愿的选择。
1984年9月12日，我怀里揣着卖了一头生猪得来的钱，扛着行李走进了朝阳市第一师范学校。
入中师刚半年多，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课，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出教室，递给我一封电报：“母亲病危速归。”当我下了火车，又在夜间步行70里路赶回家时，我那操劳一生，从未享过一点福的母亲已在一天前闭上了眼睛。悲痛和自责煎熬着我的心，母亲走了，而我那曾无数次设想过如何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希望在瞬间破灭了。
流尽了眼泪，也没能把母亲唤醒。妹妹摇着我的手，可怜巴巴的说：“哥，咱俩怎么办呀？”当时我16岁，正读小学的妹妹13岁，我们靠什么继续生活、读书呢？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像一个大人一样，卖掉了全部家产，还完埋葬母亲用的花费，还剩600元钱。这点钱根本无法保证我和妹妹的上学花费，怎么办？都说人生是漫长的，但最关键的只有几步。读书再艰难我也要读书！于是我把妹妹寄宿在亲戚家后，急忙赶回了学校。从此，我们兄妹两个相依为命的生活开始了。
中师的第一个暑假，学校的老师和领导同情我的境遇，安排我做打更的工作。学校也从此成了我们兄妹临时相聚的家。从亲戚那里拿来一些小米，把饭盒当做锅，在宿舍里支起生活的一角。我买了一斤肥肉，熬成油，撒上盐，每次做菜时放一点儿。一个月过去了，我接过老师给我的报酬——58元5角钱，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挣得的钱。我让妹妹带着50元钱返回了学校，留下了8元5角钱自己用。
助学金仅能维持我的吃饭，而日常需要的花费和妹妹的费用还不能解决，于是在课余时间，我就在附近的菜场运菜，到车站当小工，到建筑工地当抹灰工，这样每月都能挣一些钱。当时我担任班长，在做工的同时，还要开展班里的工作，所以我每天5点起床，不浪费一分钟，在课堂上力求把所有的学习内容消化。我没有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工作没有耽误，自己每学年的成绩都名列第一，连续4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1988年1月25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一生面临着无数次的选择，阳关大道固然车水马龙，然而崎岖小路上也不乏心甘情愿者。
转瞬间，4年的中师生活结束了。辽宁省每年都以2％的名额择优选拔中师优秀毕业生保送到高等师范院校学习。根据我的学习和工作成绩，学校把我排在保送之列。当时正好有一个各种待遇都很高的省属企业到我们学校要一名学生，校领导考虑到我的经济状况，征求我的意见，一些老师和同学也劝我：“你参加工作，正好可以供你妹妹读高中。”我知道，如果我上大学，妹妹读高中，费用比以往要更多，我和妹妹都要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但我知道我是家乡的山沟里第一个靠读书走出来的孩子，现在的水平仅仅能当一个小学教员，这只是我人生追求的第一步，我不想这么早就结束我的求学之路。继续走下去会更苦更累，可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掩藏着苦涩的微笑，于是我终于选择了上大学的路，我想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我的选择而欣慰的。
1988年9月12日，我进入了从小向往的大学校园，成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一名学生。
首先面对的挑战是外语，我只有初中的一点底子，中师又扔掉了4年，我只能从零开始。每天早晨，同学们还在睡觉，我便悄悄地爬起来，躲在墙角里一遍一遍地朗读，甚至背下来。经过两年的努力，我由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最后一名，到顺利地通过东北三省三级和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时我有一种体会：所谓的可望而不可即，有时是你毫无根据地强加给自己的，一旦享受到“一览众山小”的愉悦时，过去的高不可攀之感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郑国民：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2）
我一直偏爱理科，但中师保送生必须进中文系。对于古典文学，我的基础很差，为了缩短与同学之间的距离，我就把《文选》上的诗从头到尾往下背，一年多过去了，我才隐隐约约望见文学殿堂的金碧辉煌。于是我开始学习写作，偷偷地往报刊投稿，当同学们看到我发表在《沈阳日报》上的第一篇影视评论时，都投来惊讶的目光。
入大学后，我担任班长，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工作。但除了学习和工作，在我肩上最沉重的担子依然是生活，我必须为生活而奔波。入学后的第二周，院团委和系团总支书记热心地给我联系了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两个晚上去上课。我辅导的第一个学生以前语文成绩从未超过80分，我辅导了半年后，期末成绩98。5分，家长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