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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命令，而只不过是一句话。”
但在德国这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只有—个领导中心——希特勒，您，他的副手和继承人，以及他的亲信。希姆莱能在没有希特勒或您的指示的情况下，下达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希姆莱没有下达过这种命令，他说这句话意味着应当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假如希姆莱确实下达这种命令，那么他不是向我，而应当向元首征询关于此事的意见。”
“我没说命令。我是说方针。您能想象他在不与希特勒商量的情况下下达这个指示吗？”
“不存在所谓希特勒下达的消灭斯拉夫人的指示。”
“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别行动队对苏联公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党卫队保安处特别行动队的活动不是在实行预先制定的消灭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它民族的计划的结果吗？”
“特别行动队的活动是完全保密的。”
“就是说，上百万德国人都知道犯下的罪行，而您却不知道……您的证人包登夏茨在此，在法庭宣称，1945年3月您对他说，好多犹太人被杀，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证人包登夏茨没这么说。”
“他是怎样说的？”
“他重复我的话说‘如果战争打输了，对我们来说代价就太大啦。”
“不……总之……”
“您赞成‘优等种族’的理论，并用这种精神教育德国人民吗？”
“不，虽然我无条件地承认种族间的差别。”
“但不赞成这个理论？”
“我从未声称让一个种族处于统治地位。”
“请直接回答问死您同意这个理论吗？”
“我个人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您在法庭上声称，您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在犹太人问题上，在对苏战争上，在对‘优等种族’理论的评价上，以及在枪杀英美飞行员的问题上都与希特勒有分歧。您如何解释，在存在如此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您仍然认为与希特勒合作是可能的，并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我可以在见解上与我的最高统帅不一致，但是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我又向他宣过誓——争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您认为自己能与希特勒合作，您是否认为，自己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在组织大规模屠杀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们方面负有罪责？”
“不，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也没有命令进行屠杀。至多您可以问我，我是否大轻率啦，因为我没有试图去了解这些事情。”
“您最了解自己……您刚才在此声称，希特勒政府把德国引向了繁荣，您到此刻也确信是这样吗？”
“灾难的来临只是在战败之后……”
戈林猛然从凳子上站起来；惨败；这个俄国人赢得了战斗；他正是以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取胜的，把他戈林同民族对立起来。他想起1946年3月22日审讯结束以后，他立刻与自己的辩护律师分析了这场搏斗。奥托·施塔默尔是德国海军的法律顾问，他很掌握分寸，审慎地避免预测结果，并且给戈林的印象是，完全没有感情色彩。就在当时帝国元帅对他说：
“我想，我顶住啦，啊？！法庭没找到一份我对枪杀的签字！口说无凭！？德国人会理解我！毕竟不会再有一个民族能像德国那样被我带上前所未有的顶峰，对此能毫无感激之心吗？人民是不会失去记亿的吧？！”施塔默尔想避免直接回答，但是戈林要求律师说实话。“我现在并不可怕，”他苦笑了一下，“我没有能力送您去集中营，这个俄国公诉人似乎认为，我从事的事业只是烧了国会大厦，摧残犹太人，处死俄国人和把德国人投进监狱。”于是施塔默尔回答说，“戈林先生，英国人提到了国会纵火案，所有人都提到灭绝犹太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提到枪杀俄国人……至于说到德国人方面，那么我也将使您感到不快，您从来都不知道在商店排长队买果酱代用品是怎么回事和如何实行人造奶油、猪排配给制的。但德国民众却知道这些，戈林先生。并且不是在战败之后，而是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日子就体验到了。而您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您的副官审慎地不把这些情况向您汇报，况且您家庭的任何成员都从不去商店。您那时可以说您想说的话，但那也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德国人民则被希特勒先生的思想驯服成无条件的奴隶。发表任何反对意见——甚至那些为帝国命运担心的反对意见，其结果。最好的情况下也正如您刚才提到的那样送进集中营。我理解是什么使您焦急不安，戈林先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害怕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并希图在后人的记忆中延长我们的生命……如果您的措辞能做适当的修改加工，那就可以避免那必将来临的事情，——恰恰要从德国人的角色诅咒希特勒犯下的一切恶行……您只有一个希望：最后发言，戈林先生。您可以捍卫自己的思想，但您必须证明，您一点儿也不了解帝国生活的真相……您已经帮不了希特勒什么忙，而所有决心重复他的冒险的人都将像鼠疫一样，遗臭万年……是的，是的，只能这样，戈林先生……无论如何奇怪，您的主要王牌是与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合作。是他们首先与你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坐到谈判桌旁，这就承认了以希特勒的宣言为依据建立的帝国体制。试试这一招，论据是很有利的。请您记住，一个民族利用军事手段统治世界。这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罗马，一个希腊及一个埃及的时代才能实现。如今，美国公诉人飞回纽约去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只用十六个小时就到家啦，而哥伦布为征服这段距离则用去了一生的光阴，——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思想是妄想狂的明证……为德国人民辩护，您也就保卫了自己，戈林先生，并且请您永远记住莱伊，—一他的判决要比死到临头更可怕。”
……戈林永远忘不了“劳工阵线”的领袖菜伊，当起诉书递达他手里以后，他立刻在自己的牢房里上了吊。他的遗书是病态的忏悔，试图将不协调的东西硬凑合到一起。他谈到对元首的爱戴，但同时又说：反犹主义败坏了党的原则……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困难的，然而鉴于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应当鼓起勇气抛弃反犹主义。我们应当向年轻一代说明这是个错误。老资格的反犹主义者应当首先转变成为国社党新思想的拥护者。”他写这些的口气似乎他早就承认反犹主义是—种罪行，可他并没有权力这么做。元首命令杀害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文件从来就没有过！这都是人们的盲从造成的。我们始终反对未经审查的行动！辖，假如未来能了解这些，要枪毙几百个曾绞死俄国人和杀害犹太人的家伙是太容易啦！“鉴于他们破坏了雅利安人的行为准则！”
这就够啦！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随他们判我们什么罪名好啦。难道他们还能把六千万德国人都推到被告席上？！不能，施塔默尔考虑得不错，但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不过是个卑微的法学家。然而，唉，他是对的——剩下的主要机会就是我时最后发言了。我就得在这个发言中填上校正这一过程的理论，这一过程或迟或早是要来临的，——但愿不要从德国开始，但这一定会来临。
……最后发言的起草他没有麻烦施塔默尔，而由他自己来写，够啦，犯下的错误是这样多，他十分准确地遵从了他的劝告——不否认明显的事实，把自己的辩才都用来证明对详情一无所知。并且没有一句话提到希特勒！对他袒护得够多了，在这一点上施塔默尔是对的。归根结底，我曾是他的继承人，让人们去评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我！我！让他们去嘲弄这个最短的词吧！嘲笑吧！没有比“我”更美妙、更实在的词啦！
……当安排他进行最后发言时，他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他重又成为自己的旁观者，似乎是未来那部电影的导演，并再一次感到自足），他精心雕琢着每一个句子：
“为了证明我应当了解并且确实了解发生的一切，人们引用了下述事务我曾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对于说我曾知道一些情况或者极力执行那些命令，我依照誓词作了辩驳，起诉中对这些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文献材料。我们在这里听到，最严重的罪行都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应当声明，我最严厉地谴责这些屠杀，并且我直到此刻也不了解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多德先生确认我曾命令海德里希灭绝犹太人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也不存在一个由我下达或根据我的指示而签署的枪杀敌方飞行员的命令……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这二十五年中在反对我国的国家里没有一个领导人发表过讲话或写过类似的文章证明我们是有罪的。根据所有这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情——会议、谈话、法令、行动——起诉书似乎对既定事实做出一个逻辑性的结论，似乎一切从一开始就恰恰是这样策划好的。这个完全丧失逻辑的起诉将有一天会被历史所纠正。杰克逊先生声称，不能审判国家，并且后有的责任应当由领导入承担。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通过递交照会的形式——提请帝国注意，说这个帝国中充满国家社会主义气味的活动将导致诉讼。假如现在人们要求个别人，首先要求我们这些领导人承担责任并且想审判我们，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好啦！但是不能审判一个民族。德国人民信任元首并且在他的极权统治下对事件不能做出任何影响。
……我不想要战争，也没有策动这场战争，我只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但是我坚决反对说我的行为是意图通过战争、屠杀、掠夺、残暴和犯罪的手段来奴役另一个民族……”
他直到今日对自己都很满意，他此刻也很满意自己的立场他继续在想象中扮演看未来那部民族为纪念他而柏油影片中的自己，然而他也时常感到思维受到某种约束，因为，只要一想到对弗兰克，卡尔登布龙纳，凯特尔，施特莱赫，罗森堡的审讯，想到他们语无伦次、怯懦的供词，以及他们把责任推到元首也维到他的继承者身上的做法时，一种绝望之感就会笼罩戈林的全身，他开始明白，“我”这个美妙的词儿总是与“他们”这个怪异、模糊、不受约束的词儿相对立的。
……夜里他幸福地醒来，感到面颊上淌着高兴的泪水，因为他在梦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一群年轻人开明的脸。深蓝眼睛，浅色头发，身材魁梧，是真正北方人种的德国人，他们说，后天将向监狱进攻，解除警卫，而他赫尔曼·戈林将获得自由，消失一段时间，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像奇异的凤凰一样，当从灰烬中奋起的时刻来到时歪现自己，并领导人们与那帮布尔什维克斗争，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东西……
他清晰地听到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青年叙述占领监狱的方案，五十个敢死队员干掉所有这些肥胖、粗心的美国佬，只是不要让在楼层里值班的人冲进牢房；门是钢的，子弹打不透，他要撑住这扇门；重要的是要挺住；一切部取决于最后几分钟，几秒钟，几分秒，我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