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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地址先被他塞在裤袋里，后来又被夹到公文包里；再后来呢，又塞进了皮夹克；最后，肯定是弄丢了。
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唐人街共用午餐，随店又去看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星期一我按那老头给的号码给欧洲司去了电话，他们知道是我去的电话时，要我星期三再去一次电话。对此，我极为不满。一个有传统习惯的国家机构，离了当官的就不能对付派系，见鬼！
星期三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又叫我星期五再联系；可到了星期五，还是没有个所以然，我找到了自己的人，他们告诉我，麦克因紧急任务去了欧洲。
我真像在一个公司里，忍受看破产之苦。
星期一接待我的人又告诉我，他们不能派我去国务院工作。
我完全结窘住了：“为什么？”
“无可奉告。”
当时我和艾伦·杜勒斯通了一次电话，请他给我两、三分钟的机会。他细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应当积极争取，并答应帮忙。
星期四我再次和他通话，他说，国务院不肯让步；说我和共产党人有联系使他们为难。“应当等待，乔治，”他说：“等一等吧，兴许像斯大林说过的，‘我们也会有希望的！”
你也许有体会，战争不允许我们过多地去考虑积蓄。当缴纳房租的日期临近时，我才感到事态的重要性。我又去找了自己人，想和杜诺万谈谈，但他到纽伦堡出差去了。他将作为原告代理人，去掏开纳粹猪锣的胸膛。那个专门寻找内部奸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司提门斯，也就是接受录用我的人，你一定记得起他。他说他想帮我，只是根难向国务院开口。官僚们，就怕自己的影子。
又过了五天．我开始心神不宁了。我顺便去了银行，看了一下我的帐日，显然，再过两周，支付保险金的日期临近时，我就不得不求人借钱了。
我不得不马上和报界联系，见到了施列辛杰尔和马尔库斯，还打电话向底持律方面求救。他们把我弄到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社。那儿将给我提供一个去圣地亚哥的职位。可爱莉扎继塔说那儿热得受不了，不能撇下妈妈，老太大心脏受过两次刺激，带着她去那儿有危险。
司提门斯终于来了电话，还结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星期五晚上，他建议我马上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联系。他说好莱坞要聘—个懂得政治、战争和一些侦被手段的顾问，周薪是200美元。报酬并不优厚，但有点也好。从没伯过失业，从没想过我会在生活中遇到达个难题。
我给布列赫特挂了电话，他很高兴我有可能去好莱坞。他说顾问编辑的工作很有趣，这与创作接近，但不是什么官职，但你越编得离奇，越富有童心，越给人带来愉快，你也就越受到重视。
你无法想象我的那个该死的周末。我为自己在短短几周内的变化而震惊——我也会找不到工作闲呆着！鬼迷心窍，我选择了个历史学者的职业。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你什么也不怕。如果谁要赶你走，你可以去任何—个事务所，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一个善于在我们法典的条文上巧妙爬行的人，到处都需要他。我羡慕你有这样好的专业。谁要是给你脸色看，你就凭你的《日尔曼渗透欧洲》你就可以当三次博士。顺便说一句。我讨厌那个打蝴蝶结的魔鬼，他提过你的名字。虽然他也在敌军腹地的铁丝网下爬过，也为把马恩城下德军的军事部署的情报弄到手卖过力，但他显然是一个门外汉；就像是一部乌七八槽的广播剧中的私人侦探。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侦探即使和银行家、失业者、妓女、修女同聚一桌，也会找到共同语言。
星期一我竭力克制自己，9点钟拔电话。直到9点30分，我才拿起电话筒。
“是的，我们可以雇您，您来签合同吧。”
“机票我自己付吗？”
“当然，您又不是汉姆弗里·波加尔特。”
“那么，我对你们有用吗？”
“首都一些有影响的人都出面为您说情。昨天布列赫特谈了您的很多情况。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埃斯列尔以及一些有名望的剧作家和音乐家。”
洛杉矶真是个炎热的地方，而好菜坞又使我非常吃惊。宁静、挺拔的棕桐给人以安祥的感觉。无论哪一厂家的电影都不会像我们的电影那样富有生活气息。批评也罢，诽谤也罢，只有那些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才会贬低好莱坞。
几周来一种悯然若失的感觉萦绕着我的心，我喝了杯葡萄酒，然后就上床睡觉。爱莉扎维塔已发出了轻柔的鼾声，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发现我身边的她依旧是那样的温柔、美丽。我们结婚9年了，但仍是那样情深意浓。我起身来到书房，给你写了这封长信。
给我回信时就窃到“使馆公寓”，我在那儿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间。在爱莉扎维塔末找到合适的房子前，我们暂时就住那儿。
当然，你如果能来此地度假，我们会热烈地欢迎的。常有许多年轻、可爱的姑娘到电影厂来碰碰运气。如果你和她们山盟海誓，无论什么时候，她们是不会毁约的。趁早忘掉拉伊扎旧，不要再想她了。我在纽约见过她，忘掉她吧！心里一有害就心烦意乱。这种扰人的思绪比十月里嗡嗡乱闯的蚊子还要可伯，好像由于寒冷的临近；它们更疯狂地蛰人。
我努力不让自己流露激动的感情。记得杜诺万是怎样地教我们克制住—切对我们职业不利的感情。我的理智时时提醒着我，但人不是一台历单的机器。没有什么比受到不公平的持遇更令人伤心的了，你说呢？让那个国务院见鬼去吧！杜勒斯是对的，应该等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的
乔治·斯帕克
2、
美国、好菜坞
使馆公寓
致乔治·布·斯帕克：
不知为什么，你的信使我有些忧郁。脱离历史的经济学是难以想象的。你所谓的我的“安定”的职业实在并不令人羡慕。我重读了你的信，我从中看到了西塞罗的古词，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尽力为之做出贡献的历史时代正在纪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既然杰出人物足历史的顶峰；既然人类并没被凯撒、斯巴达克、马其顿王朝、克娄巴特拉、伽利略、路德、克伦威尔、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等这一类人所娇惯，既然每一种思想的飞跃将为一个新思想的世纪所代替，那么当我们获得像罗斯福这样的伟人所赐与的幸福时，我和弥留下的不过是对那个时代的甜蜜回忆。
我深信，罗斯福不会再回来了。有人要提出代替他的方针也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还不太理解那些围在杜鲁门身边的人能为国家和世界创造出什么样的前景。他并不出色，根本不应成为我们的国家领袖。我想，杜鲁门将竭力消除罗斯福的影响。当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谈论无名的先驱者和庞然大物时，才能使人们忘掉罗斯福。但要做到这点，需要明智和有分寸。看来，在这上，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已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第一，必须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清楚构成威胁的敌人是谁；第二，必须找到战胜这个敌人的良策；第三，应当向人讲明，这场战争的胜利会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好处。纳粹主义巳被消灭，日本侵略者也投了降，那么，威胁美国的是什么呢？是经济衰退吗？假定是这样。是精神价值危机吗？这也有可能。因为代替战争理论的绝不单是和平思想的到来。你知道如何克服经济衰退吗？我反正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人认为，经济嘛，这很简单，只要投资就行。这是外行人的话。你知道如何克服精神危机码7我还是不知道。看来这需要时间，需要在国家内部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可这太难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使全国人民明白谁是威胁美国的敌人——无论是失业的幽灵也罢，《黑色的星期五》之害也罢——，那他就是一个学识肤浅的政治家。斯大林够得上是个强大的敌人，这不仅捐他个人的力旦有多强大，他充其量是个斗士，而是指他企图奴授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徒。正因为如此，那位银发者头才那样详细地盘问你同法国共党分子接触的情况；决策的’制定者必须是一切着眼未来，而不是留连过去！那么你还有必要去评价过去发生的那些毫无逻辑关系的而且是事在必行的事件吗？我们只好去承认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果有人向我发问，我就向他讲明，当前的敌人是那些暗藏的纳粹分子，他们随时都在准备东山再起。请你相信，这绝不是我的假想，我目前正在探讨这个问题。可是我料到，杜鲁门的同僚们一定会否定我的这一看法，这例不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希特勒主义的灭亡正是同罗斯福的名字密切相关的，如果他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似乎捞不到什么“政治油水”，也许会白费力气。）
你在好莱坞不太忙吧？请给我写信，我盼望你带着爱莉扎维塔和孩子们到马德里来，国际电报电话公司驻这里的分公司急欲招聘一批工作认真的人员（虽然已进入这个公司的现有人员都曾经舔过希特勒的屁股），他们会比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老板多付给你两倍的薪金。很轻松，不需动笔写什么东西。
我很高兴，你与布列赫特及埃斯列尔又重逢了。请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我，我给他们写信，我很喜欢这两位艺术家。我怎么也不懂，为什么好莱坞没给布列赫持派上真正的用场。我在维也纳看过他的剧，那还是在合并①的前夕，那场剧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它使我懂得了不公正的审讯的危害和法庭的冷漠偏执导至失败的道理。
你在什么地方见到拉伊扎的？不，你不要以为我已排除情思了，我最感悲痛的是，所发生的一切，难道能把共同生活达五年之久的昔日旧情从脑中一笔勾销吗？确切地说，也有可能从心底里，从记亿里抹灭往事，可是假定人类本来就善于轻而易举地把过去当作偶像崇拜的人忘却的话，那么为什么我却是一个超出一般常理的人呢？我此刻正在看你对我发出怀疑的冷笑，你说话呀，说呀？不，这是真的，乔治！你要相信我。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请你试试：你为我在好莱坞的艳丽佳色的姑娘中为我挑选一位。最好是位翘鼻子，蓝眼睛，满面春风（即使是在秋天），地道的美国纯种女郎（我总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当然还要具有与你我相当的大学专业文化程度。你尽管挑就是了，但绝不能要傻瓜。有点瘸也行，但要健康的理智。老实说，这件事使我感到烦脑，在拉伊扎的行为使我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对士兵的忠贞”之后，当色情对我已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我曾物色了不少美貌女郎。躺在床上听着妙龄女即的切切私语，是一种无比甜蜜的享受。
现在言归正题。你那里的那些法国佬谈没谈到过关于党卫军克劳斯。巴比上校的事情？艾德从科隆给我来信讲，无论我们怎样对他进行军事侦察，这个狗崽子似乎还是那样消遥自在。从那些逃脱法庭审讯的人当中我两次听说关于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