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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到了晚上，下半身疼痛得怎么也无法入眠，但这没什么。我暗暗对自己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本来就不是在富贵家庭中长大的，记得9岁那年我就学会打扫屋子、洗衣和烧饭了。
但是有一种来自心灵的疼痛，那才叫真正的疼痛，它与我13岁失去母爱的那种泣血的心痛又有些不同，是一种尊严的损伤，我要说的是这个。
那天中午，店里来了几位上了年纪的日本老人，我刚招呼他们坐下，准备去拿一壶茶的时候，其中一位叫住了我。
“嗨，小姐，你过来。”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我露出了招牌微笑。
“你是支那人？”
我收起了微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谁都知道这是对中国人的鄙称。
“不，我是中国人！”我的语气里掩饰不住对他的不满。那一瞬间，我的眼前猛然出现了抗日影片中的镜头———日本鬼子龟田那副歇斯底里叫喊着“巴格亚鲁，统统死啦死啦地”
的丑恶嘴脸。
说罢，我就转身离去。
等我拿着茶壶端上去的时候，另一位秃顶的老头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小姐，你不要生气，山田桑对你没有恶意，他是觉得你很像当年他在满洲时喜欢过的一位东北姑娘，你让他勾起了回忆……”
这个老不死的竟然还在“缅怀”他们的残酷丑行！ “小姐，去把你们老板召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说。”这位叫山田的对我说。
这帮老头烦死人了，但我控制住不悦的情绪，奉命将老板唤到了他们的桌前。
老板对他们点头哈腰、热情有加，显然是熟客，而且还应该是贵客，因为老板的脸是世上最势利的脸。
“老板，能不能请这位小姐陪我们一起用餐啊！服务费随便你加上多少。”
“好啊好啊，当然可以啦。就是服务费以外，你们还应该给这位小姐付1万元小费。”老板在商言商，回答得干脆利落。
“对不起，我不干，这是饭店，不是夜总会，要找陪酒女郎，你们来错地方了。”我倔强地回绝。
我咬牙切齿地恨，一种说不出来的抵触情绪，我甚至觉得女人哪一天在堕落中可以丢失情爱的尊严，但永远都不能丢失民族的尊严。
对那些曾经手上沾过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我的鄙薄是来自骨子里的，这其实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民族情绪，看着他们酒杯里红色的葡萄酒，仿佛就看到中国人的鲜血在流动似的。
“可忆桑，你给我回来！”我刚扭头离去，就听到老板一声断喝。
我的情绪一下愤怒到了极点。但我知道，在日本，客人就是上帝，但是，我的头和身体却始终没有扭转过去，我的眼里含着泪，我往前面走，我知道我的工作到此为止了。
“老板，我辞职。”我从员工更衣室里换上自己的衣服出来，走到柜台前对老板说。
“这是你的工资。”老板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将一个信封交给了我。
好不容易用演技得来的高薪工作就在我的民族情结中丢掉了。不过，坐在从横滨回到东京家的电气列车上，我的心情从未有过这样的舒畅，觉得自己挺酷的，而且还是个坚强的Chinese girl。 没什么，面包会有的，工作也会有的，我如此年轻、可爱、聪明和具备娴熟的日语，舍我其谁？ 告别了横滨的蓝灯光，但心中的那片蓝色灯光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果然我在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家5星级的酒店打扫大堂的卫生。
这份工作的环境比在中华街要好得多，每天无非就是在美妙的音乐声或钢琴演奏声中，在穿戴举止高贵的绅士或打扮时尚的女士间穿梭，吸吸尘，抹抹桌，倒烟灰缸而已，更多的时候可以偷坐在某个角落里发呆想心事悄悄甜蜜。
但好景不长，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才得意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件恶心的事。
那天我们的所长把我叫到他设立在酒店里的办公室。
“可忆桑，听说你工作很努力，下周开始你就可以拿时薪1100了。”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所长，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我做出一个很天真可爱的表情。
所长朝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对，请继续加油！你真是可爱。”
我以微笑作答。
正准备出门时，所长从我的身后拦腰抱住我，还顺势将门给反锁上了。
我竭力挣脱，但敌不过他的蛮力，只感到他的手在我的身上乱摸，嘴还往我的脸上凑。
我反感极了，便使出浑身的力来挣脱他的怀抱，“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辩解道。趁他稍稍一松手，我就打开门奔了出去，“好色鬼！”
但是次日早上，当我像往日一样来到酒店大堂工作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妇女领班对我说，她来接替我这里的工作，我从今天起的任务是打扫酒店内的所有男女厕所，包括那些租用酒店的办公室，当然除客房部以外。
“为什么？”我向我们的女领班抗议。
“没为什么，做清扫的就什么都要做，大家轮流呗。”
“可是，我还是个少女，怎么能进出男厕所清扫呢？那太羞人了。”
“可忆桑，没什么，其实男厕所要比女厕所干净多了，男人又没有来例假之类的，还时不时眼睛一斜可以偷看一下呢！”
“这么好的差使，派你去得了。”我对这个下三滥的领班反唇相讥。
“没运气哦，那是所长指名点派的。”
“什么狗屁所长！不就是一个男厕所长吗？恶心，呸！”我大骂起来。
我又一次丢了工作。
春假结束了，美子陪我到学校报了到。开始了真正的留学生活，可我必须再找一份工作，而且必须是找晚上的工作，因为白天要上课。
可是，接下来找工作的运气并没有那么好，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对方都说现在不招聘人。
我急了，开始只是有点急。到后来简直就是猴急了，急疯了，再也坐不住了。
正在这个时候，美子的一位女伴对我说她们酒吧正在募集新人，每晚打工5小时，收入却相当不菲，不妨可以去试试。
其实，这是我观念中的一个禁区，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什么酒吧打工。虽然，随着我在
日本的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再高贵著名的影后都是裸照遍地，再有才华的日本大学生都不以当陪酒女为耻；但酒吧终究是夜晚的娱乐场所，容易让人迷失。
然而，生活是残酷的，面对这个世界最高消费的城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饿死，冻死，而且，在遥远的苏州运河畔，还有我那患病的老父！ 反反复复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终于走进了这家位于赤坂的叫作“惠子”的club。
老板娘打扮得很性感，尤其是嘴唇涂抹得很夸张，但从短短的接触中可以感觉到她为人的率真和大气。
“每天从晚上7点到12点上班，时薪是一小时3千日元，另加小费。”
“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吗？”我问。
“每天要穿戴干净，一定要洗头，中国姑娘都漂亮，就是不习惯每天洗头，所以，常有客人抱怨说，闻到中国女孩头上的味道很受不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总之，我们店的客人基本上都是中型公司以上的老板等级，谁都知道出入赤坂一带的人都是有消费层次的。让客人高兴、尽兴就可以了。幸子桑，加油！”
在这里，我已不是“可忆”了，而是叫幸子，这是介绍我来这里的中国女孩告诉我的秘密———去酒店打工，切莫使用自己的真名。
一天晚上，记得是我来这里打工的第二个星期六。那天我正在酒吧的柜台里整理着各种新到的名酒，当我将一瓶瓶酒入柜的时候，老板娘站在吧台前，将手落在我的肩膀上，随后轻轻一拍，示意我出来。
“幸子桑，这位客人看起来很有来头，他专门点名要你去陪伴他。好好服务啊，小费一定少不了。”
“好，妈妈桑，你放心吧，我这就过去。”我展示着我的甜甜笑容，缓缓地走向了那位已经入座的宾客。
我打量了眼前的客人，这是一位看起来很有气质的男人，他的头发密而黑，一身整齐的着装，50开外的年纪，中等个子，方正的脸上棱角分明。
“我叫幸子，初次见面，还请多多的关照。”这句话是我每晚要说许多遍的职业台词，包括点头哈腰的那一套，我都娴熟得很。
“哪儿的话，不必客气，我叫铃木。上周我才来这里打工。”他的目光直直地逼近着我。
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也不小，但看起人来露出很自信的神态，即便他在笑的时候，这双眼睛也是不笑的，但好像那里潜藏着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日本男人很少有这种深邃的目光。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大老板吧。”这是酒吧小姐恭维客人的常用语。
“你还行啊！入门挺快的嘛，”他调侃着，“不错，我是株式会社社长，你是新来的？”
他坐在我的对面问我，整个脸庞丝毫没带任何感情色彩。
他从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我拿起桌上的打火机，随即为他点上了。
我歪着头一笑，“这么说来，你是老客人。”
“不，与你一样，我也是新人。”他幽默了一把，但仍是那张一本正经的脸。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可忆。”随口说出后，又马上更正道：“噢，不，叫幸子。”
“可忆才是你的真名吧，好名字啊！我喜欢。”
我牵强地笑笑，没作任何回应，怪自己脱口而出了。
“铃木先生，你想喝什么酒？”我转换了话题，本想说出那些老板娘竭力希望我们向客人推荐的特贵的酒的名称，但这种商业话语到了嘴边却吐不出来。
“来杯‘阿兹缸’（意为热的清酒）吧！可忆小姐，你自己随便点。”
我的神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
我转身朝着吧台上的“基辅”（掌柜的）嚷叫了一下，那一望，望见了老板娘朝我眨眨眼，示意我点些贵的酒或者水果拼盘。
“我可不可以尝一下加拿大的冰酒？才刚到货。”我表现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好啊，你随便请用。”他处处用敬语，来酒吧的客人一般不会这样，都是居高临下的语气。所以这显示了他极好的教养。
“就是有点贵，真不好意思。”
“没问题。”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可忆，你不觉得你是这里的一朵奇花异草？”
“是，我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但是，我要去适应这个社会。”
“你会的，因为你聪明而且有智慧。”
“这些对客人重要吗？如果你称赞我漂亮可爱的话，我会比较高兴。”
“你足够可爱，给满分；至于漂亮嘛，还凑合，可以打70分。”
“哈哈，你怎么像老师一样喜欢给人评分呢？其实每个人的审美观是不同的，男人女人的审美观也不同，各民族之间的审美差异就更大了，坦率说，我觉得我很漂亮，足够漂亮。”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骨子里哪来这么底气十足的高傲，也许我生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