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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自己压得太苦了。她老觉得自己欠他的，她把自己搞得好沉重。
王勉说，至今她没有借给丈夫钱，监狱里有人说她做得有点绝。可她的确害怕失去了钱便同时也失去了丈夫。因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节在王勉的周围不止一例。
不是她不相信丈夫，而是她不相信自己。
她不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魅力——除了钱财之外的魅力去留住丈夫。
她经常陷入一种误区不能自拔。
她为丈夫所做的每一个细节而感动。
有时候她想，自己目前能够给予他的，除了钱，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好几次她都特别冲动的想，他们是夫妻，现在他有困难她应当帮助他。但是冷静下来她又想，如果她把钱给了他，那她对他就完全失去了控制。
万一他拿了钱以后，从此消失怎么办？
他不来监狱看她，她有什么办法找到他。可那钱是她后半生的保障，也是她入狱后能够不去担忧以后的生存的唯一依据啊！
虽然在狱中她的心里有许多想法，但是，她对丈夫的情感是深厚的。
可以说在她最最落魄的时候，丈夫没有弃她而去，而且还不辞辛苦那么远每个月到监狱里探视她，帮她办理所有她需要他做的事，包括一些相当细粹的琐事。
她相信丈夫对她的感情。她知道如果没有感情，一个男人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那么远的地方去看一个女人，而且他只能看不能摸，此外还要为她买这买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她害怕，害怕会失去他。然而在不久前发生在她和丈夫这间的一次争执，真的让她以为自己要失去他了。
那天，她打亲情电话让丈夫帮助监狱买一些英语教材。
丈夫如期买了，也及时送到了。但是她们一看觉得教材的内容太深了，想退掉，于是她又打电话给丈夫。
正赶上那段时间丈夫工作特别忙，他实在抽不出时间马上去办王勉的事。结果，两个人在电话里都很冲动，结果话赶话，丈夫一时情急就说出了“离婚”这两个对他们来说极其敏感的字。
放下电话，王勉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她认为丈夫提出离婚，看似一时冲动，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他应该知道王勉最怕也最忌讳提离婚两个字，她入狱整整5年了，他从来没有提过那两个字。可是现在他说出来了。
晚上躺在床上她无法入睡，她本应该知道他从不提及离婚的理由，但是她不敢正视。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心里的那分虚荣，她自己无法战胜。
现在她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她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她想像的那么严重。在当月的接见日，丈夫一如既往，一大早便到狱中来看她，两个人都没有提那天吵架的事。而在那次接见之后，她的婆婆又到监狱看她，向她做了一些解释，并对她说，在她服刑期间，儿子不会跟她离婚，他们全家都不会扔下她不管。
婆婆的到来，让王勉无比感动。同时隐隐的，她感到了事情严重。
丈夫了解她的脾气，知道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跟她提出离婚，她会先发制人，竭尽全力想出整治丈夫的办法。而这次婆婆之所以突然到监狱，因为他们两人情急之中的争吵，来做解释，很可能是丈夫从心里不想在这个时候真的跟她离婚。所以搬出老人来从中说和。
这次事件，让王勉更深的体会到了，其实她是不能失去丈夫的！同时她也更明白了，她自己能做的只有被动的接受和享受丈夫的爱和关心，别的，她做不了。
她没有力量做。
王勉入狱前，他们曾经计划生一个孩子。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了。因为生孩子的事比不了别的，现代医学再发达，女人过了年龄也没有办法。就算现在人们的生育年龄比从前晚了，也晚不到45岁。她给自己精确的计算了一下，她原来判决的刑期是到2009年，2009年她已经44岁。出狱的当年她不可能生孩子，她要休养身体，适应生活，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她45岁，45岁再去陪养感情，等感情培养成熟了，她恐怕已经快到50岁了。这个年龄生孩子，恐怕真的很难了。
一个女人，不能做母亲，这对王勉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来说，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事。
坐牢给她带去的所有恶果她都可以找机会想办法弥补，唯有这件事她无能为力，她几乎没有办法去弥补。
这成了她永远都无法面对的残酷，是她终生的遗憾！
7。最可怕的是和社会渣滓在一起
坐牢、不跟家人在一起，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和一些真正的社会渣滓在一起。那些人做事没有逻辑，不讲信誉。我必须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那些非常无聊的事。而我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不由自主的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变化了，变得非常可怕。
王勉具有怎样的变化，我无从考察，也无从比较。因为，除了对她几次几个小时的访谈，我没有办法去了解她的过去。她告诉我说，李晶晶现在北京。我希望我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以后，李晶晶能来找我，但是没有。
尽管我的报道只是王勉一家之言，除了监狱里保存的案卷，我没有其它渠道去核对事情的真伪。而那份案卷，除了法院的判决书，其他内容几乎都是罪犯自己填写的。
据我了解，监狱方面，是没有力量对罪犯所填写的内容逐个人逐个项目去核实的。
在与王勉的交谈中，我最初的感觉，王勉是属于那种非常感性的人。但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平常状态下，她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样理性的一个人，却做了那么冲动的一件事，这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她的个性很强，没有太多的朋友。她说在上小学的时候，她的老师就曾经批评她太过清高，太过傲气。那时候她还不懂清高和傲气的意思。回家的时候她问她妈妈。她妈妈对她说，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天生带来的，改不了。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说的那分清高。
我很相信她，也很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然而，我关于王勉的报道见报以后，在王勉所在监狱的女犯中间却产生了相当震动。很多认识王勉，和王勉曾经一起生活过或者接触过的女犯们几乎众口一词：“瞧她把自己说得有多好，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她们很多人的原话。
我不禁茫然。
难道真的是王勉把自己美化了？她没有跟我说实话？还是我的感觉出了差错？
很快，王勉委托她的管教队长转告我说：“谢谢您的报道，但您的报道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
我很内疚，因为所有的“副作用”都不是我的本意，那是我事先无法料到的，所以我无法避免。
紧接着，关于王勉的一些传言进入我的耳膜：
一个接见日，某罪犯的一个亲戚在接见室：“那不是王勉吗？她原来在糕点厂当会计。我见过她。”
“她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学过法律。”
“她把自己说得那么仗义，可能吗？我们平时和她在一起，她最自私了。”
……，……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想搞明白。
我向一位管教队长询问：“这里的人都说王勉自私，她怎么自私了？”
管教队长介绍，王勉这个人很多面。可能跟大家在一起，有时候做事让人感觉不太实在，可有时候又让人感觉她人非常好。
前一段时间北京市扶贫济困办公室发起了一个名为‘救助一个家庭’的春风行动。监狱里的部分罪犯表示愿意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一点钱来，拿去救助一个贫困家庭。有几名罪犯心里想参加，但是又确实困难拿不出那点钱，王勉帮着3个人出了钱。
这钱虽然不算多，但是她替人出了。其实替别人出这钱是白出的，跟她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她就做了。管教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想表扬一下她，她也不配合。
她这人有时候挺怪的。
帮助别人捐款，不图名不图利，纯粹为了帮助别人，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善事、义举，王勉这样做了。
王勉在狱中，主要负责罪犯的通讯宣传工作。同时协助队长做好各项教育工作，及时向监狱报道分监区的新举措和新动向。还负责板报宣传和户外宣传栏的定期设计和更换。
这在监狱是每一名罪犯都非常羡慕的活，属于狱中“白领”。
1999年，她表现不错，获得监狱表扬，因此被有关部门批准减刑3个月。
几乎所有与王勉相处过的罪犯和队长都对我说，她在监狱是最不说真话的一个人。她们说王勉说话最言不由衷，平常很少说实话。
这可能是实情。
一个人曾经为诚实付出过代价，吃过亏，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她诚实恐怕很难。王勉在与我谈话的时候，明确对我说，在监狱里她最大的变化是不能随便说话。她说以前她特别容易相信人，谁说什么她都会相信。可是，到了监狱以后，她对所有人说的话都不会轻易相信了。
这是她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因为监狱里的人很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说了一句玩笑话或者发点牢骚怨气，就有人去告诉队长了。回来队长就当成你的思想问题一本正经的批评你，有时候赶上队长心情不好还会处罚你。
所以，她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因为她曾经为此吃过亏。平时她轻易不和人说话，不表达自己。即使是别人跟她讲一些与她有关的事情，她也是一听了之。除非她得到证实，否则她不会相信。
我想，入狱后的王勉是一个有自制力，并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她很有记性，同样的错误她绝不会犯第二次。但是，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她说一些过激又冲动的话是常事，但是冲动之后，她马上又能恢复冷静，权衡利弊之后，她绝不会做于自己不利的事。
这就是王勉，这就是王勉的性格特点，是她对自己为人做事的原则要求。
我想，王勉的确不是很有经验，虽然她进了监狱，但是她依然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老于事故”。她心里想的和做的，几乎都让人看出来了，她还是没有太学会保护自己。
甚至在监狱里，她有时候表现的相当张扬。
狱中曾经有过一种传言，说她对狱中的一位男狱警“有点意思”。为这事，一位管教队长还曾经善意的提示过她，管教对她说：“即使你对某某警官真有那样的意思，你们之间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没有听这位管教的话，在几次相当公开的场合对那位男性警官眉来眼去，结果，那位警官被调到别的岗位工作了。
这个传言我无需核实就能判断出真假，因为按目前我国监狱的对罪犯管理是男、女分管的方式，女犯全部由女性管教管理，男性警官一般是不能直接管理女犯的。但事有凑巧，传言中的警官确实被调了工作。
一位与王勉有点交情的管教对我说，依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