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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派和思想传统来看，俄国流亡思想家们形成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存在哲学并传承和推进了东正教神学；从思想定向上来看，俄国流亡思想家们从本民族的历史磨难出发，深入到人的存在的一般本体论领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展开和推进：一方面，从哲学上深入反省人民意识形态在俄国成功建立的思想根源（如别尔嘉耶夫的《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对历史理性主义在价值道义论外观下包裹着的虚无主义本质的批判，则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已开始——例如弗兰克的《虚无主义伦理学》（一九○九）、布尔加柯夫的《路标》（一九○九）和别尔嘉那关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一九一○）等著作。别尔嘉耶夫流亡后主持编辑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路》杂志之名，就得自于他们三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九一三年共同出版的一部文集《路》。该文集公开表明其思想转向的理由。流亡以后，这批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哲学反省更加深入。一个意外的收获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思想的先知般深刻预见，流亡哲学家们一再重审陀氏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哲学和神学深度被揭示出来。流亡之后，这批俄国哲学家们又把经过发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带到欧洲，进一步深入对陀氏思想的哲学和神学的解释，以致对西欧哲学、神学、文学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而且持久的影响。
由此看来，对人民意识形态及其虚无主义实质的皙学和神学批判，必然引伸到信仰问题，由此产生出基督存在论的思想定向。在此定向中，个体自由决断的基督认信得到强调是有理由的。的确，正如哈伯马斯所看到的，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除，不能是用另一套意识形态来取代原有的意识形态，关键在于重建被扭曲了的个体的自我理解。然而，倘若只限定于这一层面，不在信仰论层面上也同时展开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个体的自我理解之重建难以获得牢靠的基础。当今后现代讨论中提出的“启蒙之启蒙”就颇能说明问题。
关于德国流亡哲学家、心理学家在美国的个本性合作研究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最终形成，我们知道得已经不少。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指向：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群众深层心理基础及极权统治权威形成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富有成效的不仅是，从民族性的存在遭遇及处境出发伸展到生存论层面的分析定向，而且还有充分运用本世纪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进展成果来探究全权意识形态的各方面之分析方法。
当代儒家学派在香港的形成以及新亚书院的建立，可视为汉语流亡学者们的一次合作性思想定向之努力的尝试。如果将其与俄国和德国的同类情形加以比较，它同样既有处境性反省，也有民族性思想传统的复兴趋向：儒家思想传统的重释和发挥。然而，如果不是相当奇怪至少也令人费解的是：在民族性遭遇及处境与问题的一般存在论层面之关系上，当代儒家不仅显得缺乏自我意识，而且有明显的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趋向。至于流亡文学方面则几乎没有值得提及的力作（至八十年代为止）。
八
流亡话语作为个体言说得以形成的一种独特形式，一直与政治处境有直接关系，但流亡话语并非一定得带有政治话语的功能。况且作为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总体话语的消解，流亡话语几乎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在人民意识形态的存在语境中发生，由此而只具有某种生存论的意义。重要的是，关于个体言说的重建问题有可能重新得到提审。本世纪重要的流亡思想家和作家无不以自己的方式对个体言说的重建表示出关注。正是这一点，也使得流亡话语与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题有了某种连接点。
就此而言，应提到本世纪实际存在着的另一种流亡，它不是前面论及的流亡，即不是一种语言、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个个体的流亡，而是语言、精神、文化、个体（ontological person）本身的流亡，可称之为本体论的流亡（exil ontologique）。这种意义上的流亡最早由希腊人通过俄狄甫斯神话在悲剧的形式中揭示出来。流亡本是一种逃——避难，而本体论的流亡则无从逃避，一如俄狄甫斯王试图通过流亡来逃避厄运，结果是众人皆知的。海德格尔（M。Heidegger）曾用“无家可归”的彷徨来标识这个世纪的存在症状，“无家可归”的处境就是流亡。思想不在家、精神不在家、情绪不在家、个体身位不在家，这一切都可总括为语言不在家，语言没有言说自己。
这种流亡潮早自上个世纪就开始了，它不是民族性的，也不是世界性的，而是个体存在性的。由此不难理解，何以本世纪某些重要的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之精神意向都是流亡性的。作为例证我可以提到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海德格尔均颇为入迷的“途中”概念以及昆德拉小说中的性漂泊主题为两个突出的例子。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家，家园只是一个古老的臆想观念，人永远走在回家的途中——旧约创世纪早告诉过这一点，而人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家，二十世纪的思想不过重新揭开一个事实而且。
然而，对我有吸引力的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正是这种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流亡性驱使人们曾经那么热情地去建构全权意识形态话语呢？——别忘了，人民话语的经典作家正是在流亡中构想出总体—绝对的历史意识和个体言说总体的话语形式的。
一九九○年三月 芝加哥
潘军、叶兆言评说诺贝尔奖：高行健为中国进球了！
作者：流水
此文原载于2000年10月14日 中华读书网 流水
正在参加南京书市的实力作家叶兆言、潘军今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发表了对中文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的精彩见解。
潘军：去年我就预言了高行健可能获奖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很兴奋，因为中国人终于“进球”了，就像中国足球踢进了世界杯，我怎么能不高兴。说诺贝尔奖不重要是很荒谬的，因为诺贝尔奖毕竟是世界上权威的文学奖，就像体育界的奥运会。我认为高行健的获奖肯定了一个方向，是对中国先锋小说的奖励，是对许许多多人的努力的一份奖励。
高行健是最早从事先锋文学写作和理论研究的一批人之一，他的作品是优秀的。如果是另外的中国作家获奖，我可能会接受不了，也许我会愤而放弃写作。
其实，去年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预言高行健的获奖。当时我说，十年之内一定会有中国作家获奖，其中有四个人最有可能：莫言、李锐、高行健和北岛。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在瑞典有译本流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也是人所共知的。
余华曾经说过，索尔仁尼琴是伟大作家，但他不是，因为他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是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中国现在没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也许高行健获奖以后会成为世界性作家。
当然，诺贝尔奖历史上也有许多失误，受到过文学以外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连哈代、托尔斯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都被诺贝尔奖错过了，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如果组织两套阵容比试，一套是获奖阵容，一套是未获奖阵容，前者肯定比不过后者。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华人得了奖，了结了我们的一个心病，是好事。我真的很高兴！
叶兆言：北岛“落败”也许是因被提名次数太多
我对诺贝尔奖看得不太重，这毕竟不过只是一种评奖罢了。而且诺贝尔奖确实要受到许多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它无疑是西方视角下的一场决逐。当初，诺贝尔奖已经颁发了30多次，还没有写上美国人的名字，美国人也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欧洲人的游戏。直到后来有美国人获奖，美国舆论也不买帐，对获奖作家大肆批评，甚至变成“谁获奖谁倒霉”这个局面。刘易斯获奖后到瑞典领奖，同时抛给美国新闻界和公众一句话：你们说我不行，我倒要证明给你们看。诺贝尔奖历史上争议很多，像美国人40年代曾经连续三年获得诺贝尔奖，就没有什么道理；弗洛伊德在二战期间因为是犹太人与诺奖失之交臂；邱吉尔、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有很大的政治因素，等等，都表明诺奖还存在问题。
高行健与北岛相比，许多人更看好北岛，北岛曾经获得过多次提名，夺标呼声一度很高，最终却是高行健意外地首先为华人摘取这一荣誉。我想有一种“诺贝尔怪圈”存在吧，获提名次数太多的选手，评委一次次的否定之后，很难再改变态度转投他的票。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性是政治的永恒救赎——读高行健长篇小说
作者：邱立本
高行健这部长篇写性与政治压迫的交错，性成为独特仪式，一种对政治惊栗的救赎。
高行健的《灵山》最近成为国际焦点，这是他获诺贝尔奖的关键之作。但其实他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一个人的圣经》，风格更具现实主义魅力，更有都市及国际化风情，故事性较强，因而读者更容易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
《一个人的圣经》也许可以戏谑地视为“一个人的性经”，但绝不卖弄色情。评论家刘再复说，高行健的性爱描写“大胆、冷静、准确”。主人公和七个女人的性爱关系，有刻骨铭心的，也有蜻蜓点水的，但性爱双方总在现实与幻想间摆脱不了政治，特别是政治的惊栗。政治意外地成为性的触媒，只有面对政治压力时才有难以忘怀的性。作者以第二人称“你”来与“他”对话，反映“今日”与“昨日”的激汤，也隐藏了“我”的地位。小说成了现实与历史无穷无尽的互动，“他的经历沉积在你记忆的折缝里，如何一层一层剥开，分开层次加以扫描”。
在作者记忆的折缝中，是性与政治压迫的交错。性成为对政治的救赎。这是独特的仪式，一种在惊吓中、被权力强奸中的最佳救赎。
小说一开卷，镜头很快就转到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主人公与一个德国籍犹太裔女子的爱恋，但肉体虽结合，心灵却各有所属：犹太女子要追索民族的苦痛及恐怖的根源，但他要逃出中国政治的网罗，要逃出文革及中国政治中挥之不去的窒息感。“她需要搜寻历史的记忆，你需要遗忘”；“她需要把犹太人的苦难和日耳曼民族的耻辱都背到自己身上，你需要在她身上去感觉你在此时此刻还活着”。
小说其实是自传式的，情节大都是作者真实的历史。像他把稿子埋在地下，但在文革中，还是下决心把稿子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