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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theLightthat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1），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嘻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帐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帐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