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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后，立信事务所设立编辑科，《立信会计丛书》的编辑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出版速度加快。截至一九三六年底编辑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银行会计、审计学等书，翻译了成本会计（劳氏）和成本会计原理及实务（陀氏等）等会计书刊，共计五十余种。
在编辑书籍过程中，深感我国会计名词不统一，译名无标准，对编译工作和广大读者都增加了不少困难，于是集合同人进行讨论，积有成果，出版《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收集会计名词二千四百余条，每条之下，先录我国会计书刊中原用的各不相同的译名，再列我们选定、拟定或暂拟的译名，末备附注，加以说明。名词选译标准有三：一、含义恰当；二、习用普遍；三、用字简赅。此项工作，对便利翻译工作，减少学生阅读困难，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会计方面曾发生改良中式簿记和引进西式簿记的争论。在争论中，立信出版了《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汇集专家们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研究和批评论文，对收付与借贷的比较、四柱结算法和帐簿的分割等问题，讨论颇详，可算是我国会计技术发展史中的一篇实录。
《立信会计丛书》编辑之初，曾订立四项原则：（1）材料必须切实，各书所作学理和实务的讨论，都要按照我国实情，特别注意法律规定和商界习惯。其中备作教本者，对于课程标准、教材分配，均须详细研讨，书成以后，先用油印讲义，在立信补习学校试教一两次，若有不妥，不惜再三修改，待教师学生都满意才付印。（2）说理不厌详明，力求学者阅读以后，即可全部明了，而无模棱费解或一知半解之苦。（3）编制注重合理，务使巨纲细目，支节相承，组织系统，可合可分。（4）文笔力求畅达，一稿完成必须数度修饰，待全部顺妥而后定稿。这些努力未必都能如愿，但从效果检查，以后立信丛书获得畅销，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四一年，随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会计职业训练班的开办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内迁，深感工商管理书籍不足，又约集专家编写《立信商业丛书》，以后又扩充到统计、法律等书籍，先后出版二百余种。
学校的出版机构
立信学校所编的《立信会计丛书》，抗日战争开始前，主要的只有二十多种，都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前期，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香港，在重庆设一规模很小的分馆，所售书籍大部分由香港运来，在重庆印刷的数量很少。当时东南各省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往西南，带动西南各省工商业蓬勃发展，非常需要会计人员，我们曾开办短期训练班为他们训练会计人才。可是当时要买到《立信会计丛书》，颇不容易，不仅使我校教学发生困难，而且商务印书馆不能大量出版《立信会计丛书》适应需要，也使我校的版税收入大大减少，影响扩充计划。经多次与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经理交涉，他总以香港厂印刷力量有限，港渝间运输困难等语推诿。后来该馆总经理王云五来到重庆，我建议把该馆总部迁至重庆，他坚决不同意，再三商讨，始允立约把《立信会计丛书》全部版权交还我校，并由该馆把所存《丛书》的纸版作价出让，由我校自行印刷发行。
我校收回了《丛书》的版权，又拿到纸版，立即与当地印刷厂订立印书合同，印制新书，并委托立信会计师重庆分事务所代为发行。但当时重庆纸张来源不足，质量低劣，加之《丛书》发行量迅速扩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继续担任发行工作。经立信同人决定，另设出版机构，并与当时迁渝的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妥合作办法，由生活书店和立信各出资金三万元创设立信会计书社，经理由生活书店方面推荐原任该店副经理的诸度凝担任，副经理则由立信职员蒋春牧担任，我以不受薪金的社长名义，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前后，书社营业蒸蒸日上，资本需要增加。生活书店方面因资金周转困难，把所有生活书店股权作价让与立信。从此立信书社的股份，就为立信会计学校和一部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所有。
立信书社成立后，鉴于当时各单位需用的西式帐表，都要自己设计印制，能力较差的会计人员设计有困难，而各单位印制帐表，时间长，费用大。我们就根据日常业务中所了解的情况，设计印制了各种帐册、表单，供各单位选购，并赠送“使用说明”，内附几种“簿记组织系统图”，减少了会计人员设计和改进会计制度的困难，保证了各单位的需要，深受各界欢迎。这时，立信书社也就改名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于企业管理和会计技术的重视，会计书籍更为畅销，帐册表单的销数大量增加，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营业额和利润也相应增长，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现金存款达三十六万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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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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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立信会计学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向以“专重业务，不问政治”为口号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政治形势和社会制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当然要经一番重大改革，首先像我这样在旧社会积习较深的人，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因此我申请当时担任专科学校董事长的黎照寰先生，召开董事会，推选原任本校副校长的李鸿寿为校长。李校长任职以后，对于校务多所改革，使专校在一九五二年移交政府接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以前，仍能继续发展。所聘教职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每学期在学学生近一千人，毕业后成为新社会工商企业的称职人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会计补习学校校长，也改由原副校长陈文麟担任。并在解放后的两三年内，陆续扩充校舍，广设分校，增收学生，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间，学生人数竟多至一万五千六百余人。但这种无计划的发展，与当时工商业的需要很不适应，所以后来逐期收缩，于一九五二年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几所中学。
在上海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也有四百人，由我继续担任校长，但校务实际上交由副校长陈文麟、教务主任向江南、辅导主任王成杰等处理。一九五五年五月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
在重庆北碚和广州的三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原由庞怀陵、刘芷休、蔡经济三位立信老同学、老同事分任校长。重庆解放之初，学校经费支绌，来电告急，我曾以私款汇去接济。后由重庆市教育局接收，改组为其他学校。广州一校自行停办，并未移交当地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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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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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的队伍青黄不接，文史领域尤为突出，办好文科大学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才难”之叹和如何培养的时刻，就不能不回忆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什么招生不多，却人才辈出？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为国学专门学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三年。十年来，唐先生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像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等学有专长学者。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七十六，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一九三八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三组，直至解放后，改名“无锡中国文学院”，唐先生为院长，王先生任副院长，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遂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江苏师范学院。
二
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经历。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亲唐受祺是个以穷秀才终其身的候选教谕，教书为生。唐先生从小用功勤读，十六岁入州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户部，一八九八年，补总理衙门章京，一九○一年，随那桐到日本，后又随载振赴英，祝贺英王爱惠的加冕典礼。英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对他思想上的启迪和影响颇大。三十九岁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岁升左侍郎，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后，署理尚书。清末国势危殆，经济极为窘迫，他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颇具苦心。四十三岁那年，以忤权贵，调任上海实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是不以“遗老”自居的，学校改称南洋大学，任校长，直到一九二七年创办无锡国专才离职，为祖国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设人才。交通大学的师生缅怀唐先生，筹建了“文治堂”，作为永久的纪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现已重新恢复）。唐先生毕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学，尤推崇紫阳学案，颇有发明，著有《茹经堂全集》。解放后卧病上海，陈毅同志关怀耆宿，照顾备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①
唐先生系桐城吴汝纶（挚甫）的高足，创办南洋大学，即取法挚甫先生出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时一套办学经验：名师荟萃，学风浓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则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严格，拔植隽才，坚持学生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教授须是第一流学者。辜鸿铭（汤生）虽然有些怪癖，但奄贯中西，就是唐先生亲自礼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为什么移居无锡要创办国专呢？是他愤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国将不国。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唐先生当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但毕竟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旧式学者文人在当时要救国培养人才，那只有私人办学了。他说：“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