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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冯至先生一九三八年底到了昆明，正是日寇凶焰越来越烧入内地，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不久的时候，那时他三十三岁。他在联大边教德文，边研究歌德和杜甫，为他以后的专著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艰苦生活和轰炸没有打断他的追求精神，贡献他自己一份力量；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为现代新诗打开了一条哲理沉思的道路。冯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是啊，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或者正如吴宓先生所一再强调的“Plainlivingandhighthinking”（生活朴素，思想高超。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也都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总之，“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校史》第六十九页）。
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
团结，宽容，互相促进，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追求真理，要求民主自由；愤怒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贪污腐败和法西斯暴行——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不是日寇炸弹所能摧毁的，也不是任何反动腐朽的势力所能消灭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一本专著大书，以启示未来热心的人们。
我相信卢梭的一句话——Letempspeutleverbiendesvoiles（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也可以说“发历史未发之覆”）。
最后，引王力先生《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首“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语）的协奏曲：
卢沟变后始南迁，
三校联肩共八年。
饮水曲肱成学业，
盖茅筑室作经筵。
熊熊火炬穷阴夜，
耿耿银河欲曙天。
此是光辉史一页，
应叫青史有专篇。
一九九八年春三月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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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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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六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它“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我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一个志愿 考进北洋
我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是曹州府首县，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菏泽城外有护城堤，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老人们说，曹州是历来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我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我向他们述说了我的想法，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他说：“土木。”我又问：“在全国大学中，哪个大学最好？”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我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在我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四年英文，成绩不错，但进入北洋后，仍然感到困难。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教员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听起课来很吃力。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制度掌握的非常严格，毫不通融，所以同学的脑子中，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可以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
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钟声（七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五四运动后全体学生被开除
我是一九一八年考入北洋的，听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将北洋的法科转入北京大学，同时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一九一八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起来了。广大同学卷入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和当年在天津读书的周总理、邓大姐有密切关系。我个人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拿我来说，我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我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在开会时，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就先走了。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我“南开的”。这印
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一九一九年的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辞职，由冯熙运继任。这时学校挂牌，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要递“悔过书”。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我还常到“红楼”文科旁听。那时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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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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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外地当了校长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忽见报上登出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的消息。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既没有人向我通个信息，也没有人来征求过意见。那时只见报载，未见任命，不便有所表示，但看事情发展。谁想任命很快正式发表，我就到教育部去询问究竟。原来，一九四六年春，教育部令准北洋大学复校，聘王宠惠、王正廷、陈立夫、李石曾、凌鸿勋、茅以升等为北洋大学筹备委员，并于五月间任命茅以升为校长。八月，因茅以升不能就职遂命教务长金问洙兼代校长。不久，金问洙辞职，教育部聘训导长钟世铭为代理校长。一九四六年冬，南京教育部虽任命刘仙洲重任校长，但他坚辞不就。堂堂北洋大学的校长一职，竟形成长期代理，全体同学遂派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迅速派出正式校长。当时教育部长是朱家骅，他对我说：“学校要人，没办法。”学生代表则向我诉说北洋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流离的景况，并愤慨地说偌大的国内知名学府，胜利后已快两年了，竟不派正式校长，形成无人治理现象。这时天津亦有电报催促。睹此情景，深觉虽无能力，但有责任，承担下来努力干，我便二话没说，决定“去！”遂到教育部提出要求：一、要保证经费；二、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我说：“要我去，得支持我，不然没法干。”当时教育部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到天津车站时，全体师生员工都来欢迎我，那个热烈的场面，使我非常激动。在车站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既然叫我来，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负起责任来，大家一块把学校秩序恢复起来，把学校办好！”
我是个搞工程技术的人，习惯于认真、负责和扎扎实实，办教育我没经验，但我认为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中，应竭力办到稳定秩序，先上课。不久学校便恢复了正常秩序。
抗战爆发后，北洋与南开一样，遭到日寇摧毁，损失惨重，一切设备荡然无存。胜利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学校仍为国民党军队占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年级和先修班才开学上课。所以当一九四七年初我到校时，景物全非昔比，教职员宿舍正在修理，我只身一人来津，就住在教室里，床铺放在讲台上。有的教授和我开玩笑说：“校长的房子真大！”那时工作很忙，不但没回到南京的家中去看看，连进城（到市区里）的机会都很少，真是以校为家。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八月某日清晨四时，学校突然遭到军警包围，警察局的大卡车公然停在学校门口，准备逮捕学生。学生都不出校门，教授们议论纷纷。张国藩、刘锡瑛等教授对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非常愤慨。学校正常学习秩序已遭干扰，不能上课。这样一直相持到下午，大约有七八个学生从市区回校，快到校门口时，被军警抓住。校内同学见此情景，一齐上前，将被抓捕的同学从汽车上抢回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