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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以榆关风声紧，挈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余，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读书写作之所。此两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而又为十力别邀一北大学生来居二道桥之第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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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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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暑假，蒙文通又自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与余同任教于历史系。锡予在南京中大时，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文通之来，亦系锡予所推荐。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某日，适之来访余。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适之来，已在午前十一时许，坐余书斋中，直至午后一时始去，余亦未留其午膳。适之来，乃为蒙文通事。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文通既不续聘。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晋南北朝史，余拒不允。余言聘约规定余只任上古两汉，不愿再有增添。其隋唐史一门，则聘陈寅恪兼任。上堂仅盈月，寅恪即辞去不再来。谓其体弱，其夫人言，若不辞北大兼职，即不再过问其三餐。于是此课遂临时请多人分授。学生有发问者，谓此课既由多人分授，何以独不有钱某来上课。史系主任始来请余。余遂亦上堂一二次。文通自离北大，即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其家仍留北平，与锡予及余诸人之来往则一如旧日无变。
八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余亦因锡予识吴宓雨生。彼两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极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钱稻孙与余同时有课，亦常来，三人聚谈，更易忘时。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办此副刊时，特识拔清华两学生，一四川贺麟，一广东张荫麟，一时有二麟之称。贺麟自昭，自欧留学先归，与锡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与余往还甚稔。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一日，余去北大有课，携《清华学报》所刊余近撰《龚定庵》一文，过孟劬家门前，嘱其门房递进。及课毕归，见孟劬留有一纸条，乃知孟劬已来过余家，盖不知余赴北大有课也。余遂即去孟劬家，孟劬娓娓谈龚定庵轶事，意态兴奋，若疑余有误会。孟劬与余亦属忘年之交。前辈学者，于昔人事，若不干己，而诚诚恳恳不肯轻易放过有如此。孟劬又常告余，彼同时一辈学人，各不敢上攀先秦诸子，而群慕晚汉三君，竞欲著书成一家言之意。余因孟劬言，乃识清初学风之一斑，以较余与孟劬同在北平时情形，相距何堪以道里计。因念孟劬慕古之意特深，而东荪趋新之意则盛。即就彼兄弟言，一门之内，精神意趣已显若河汉。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粹，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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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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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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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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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先生
予生也晚，没能赶上蔡先生，于是从蒋校长说起。
孟邻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学却实在很少见到他。因为北大既从不举行纪念周，更没有开学或毕业礼，他又不兼课，如果你再不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于是，有什么机会见到他呢？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见他的必要。他的汽车却是大众熟悉的，一部深蓝色的轿车，挂着七十八号的牌子（很巧，胡适之先生的车牌是八十七号。这是北大教职员中仅有的三位汽车阶级中的两位。）停在二院门口，于是大家知道校长来办公了。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神极好，面上充满了秀气，那副眼镜和不高大的身材更显出是位学者，但那双锋利的眼神，却立刻使人觉到他并不仅是位普通的书生，鬓边微灰的头发和一口蓝青浙江官话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说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条理。而且从一次偶然的机缘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细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彦文女士在香山请客，有他也有我，他将一只抽烟用的打火机叫我带在身旁，再三嘱咐我记得交给胡适之先生，结果到了山上，记起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从十九年起，这北大校长的职位即使说不比蔡先生时代或陈大齐先生时代更困难，但仍旧是不好当的。九一八事变，长城之战，冀察问题，一连串的动荡，在这国防前线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学生运动，北大同学没有不站在前面跳的，并且跳得复杂。
据说日本特务机关曾将孟邻先生请了去，想挟他赴大连，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而北平教育文化界一切拥护中央反对分裂的宣言文告，领衔的却仍旧是他。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学教授们打来的电报所称：“危城讲学，大节凛然”，虽被胡适之先生笑为悼文，现在回想却确实能说出当时北平的正气。孟邻先生就是这正气的代表者。
但是同时，同学们常常有难题给他作。那次委员长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北大应派三个，而学生大会却偏议决了不派。学校没法，只得指定了三个人参加。后来让同学们知道了，将那充代表的行李书籍从东斋一起掷到马路上，连爱人相片都撒了一地。并且继续着罢课。于是孟邻先生出布告召集全体同学开会，在这会场上他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又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NearerMyGodto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可是同学们依然顽劣地拒绝了他诚恳的建议。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学生抬了一口棺材来北大三院开会，这一次把他气坏了，但从此学生运动也入了尾声，真正的爱国青年将力量转入了抗战的实际行动。
胡适先生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