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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时走向了极端。明王朝以前，社会价值除了以官来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决定社会价值。一个人的音乐、绘画、书法才能，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果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他没有当官，依旧能够得到社会的部分尊重和认同，有些拒绝当官的隐士甚至于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外到了明王朝时就永远成为历史，开国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蛮且愚蠢到不准人当“隐士”，否则就要杀头！社会的各个细胞自此被“官僚主义”普遍并彻底地浸润。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阴魂在现代中国无处不在，在近期还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蜜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象由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褂，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赅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义”，同时展示“礼义之帮”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义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