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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五、极端与偏见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宽容”。
极端与宽容是格格不入的；极端的副产品是“盲目的仇恨”。
从童年时候起，国人的仇恨与极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心黑手辣”这个词语造句。那时的学校不重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准比现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学生则没有一个能组织一个通顺的句子。老师在无奈之余，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个“范句”供我们模仿。
“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
…………
那时每天上课前都要唱半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锋那样”，最后的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残酷无情”等最最丑陋的“贬义词”加在自己头上，也要对失败了且不再构成威胁的敌人穷追猛打。等真正的敌人打光了，没有了斗争对象时，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抓出几个人，冠以“阶级敌人”的头衔（如“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打斗；最后居然把亲人也抓了出来。正所谓“干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
那时中国人生活的首要主题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并且斗争的手段花样翻新，极尽残酷无情，总之是尽可能极端的方式。就算阶级敌人（多数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对革命队伍构成任何威胁，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运动，可如果“革命”本身毁灭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这样的革命就只有“名词”上的意义了。
不仅如此，连上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写了“痛打落水狗”这篇杂文，供后世的中国学生学习朗读。他教导中国人把“敌人”（此人并非真个罪大恶极，仅仅因为他没和自己站在一边，有时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已）当成一有机会就会咬人的狗，不能对他存有半点同情和幻想，即使对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为“死狗”也不能放过。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最最清醒的中国人之一，这从他的几篇小说，尤其是《药》可以得到证明。连他老人家也有这等极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鲁迅写得最多的作品是杂文，可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很难想象《阿Q正传》、《祝福》、《故乡》、《药》和《白光》的作者，在后期居然把〃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等充满人身攻击的字句作为他作品的题目。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就这样在心灵深处播下了仇恨和极端的种子。
（二）
童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成熟了许多，可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是《象雷锋那样》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学校传唱，不同之处是和爱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况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后，又跟着唱“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二是在“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集团势力被消灭后，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复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样逞燎原之势。帮派和黑势力挑起的血腥械斗使中华大地没有宁日。
去年在家乡的那个小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买鞋时和店主发生口角，被旁人劝开了。按理此事不应酿成血案，因为蔡某和店主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争吵时没有造成经济或肉体的伤害；周围也没有蔡某的相识，不存在丢面子问题；至于口角时说的一些过头话也大可不必认真。可蔡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定店主泼了他的面子，一瞬间就对店主怀有“深仇大恨”，并发誓要报仇雪恨。如果当时气头上这样想还情有可愿，问题是过了三天后蔡某依旧怒气冲冲，竟然串通了四个同伙实施复仇行动。他们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刻拿着大砍刀闯进了这家鞋店，当众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还不解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刀砍断了已丧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俩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这个血案是国民极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为此事原本不可能酿成仇恨的，更不可能发展为手段极端的报复行动。可仇恨和血案居然发生？
如果说此事是为数极少的社会滓渣所为，因为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说服力，那么上世纪九十代年上半期发生在某座大都市的一桩惨案就绝非偶然事件，因为惨案的制造者是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
一个干警的妻子去找一位来自外地的锁匠配钥匙，锁匠不知道她是干警的妻子，就按例收了她五角钱（如果知道肯定不会收）。按理这个妻子不应怒火中烧：一则五角钱是个小数目，为这样的小钱生气不值得；二是锁匠并未多收她的钱；三是锁匠是街头小贩，属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值得和这等人争闲气；可干警的妻子居然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在丈夫面前告了一个恶状。他丈夫是一个男人，应该不会为这等不上筷的小事象女人一样怒火中烧，可他老兄居然也怒火中烧，心想一个不起眼的他乡小贩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配把钥匙也要给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老子的厉害！他没有象蔡某那样等三天，而是马上把想法付诸行动，即刻喊来另外的三个干警，快速赶往现场，抓住那个锁匠一顿拳打脚踢，最后的战果是把锁匠活生生地给打死了！
一个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大动肝火，并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公报私仇，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
（三）
中学时代看《世界历史》，看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总体观点是歌颂和赞美，誉之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得胜的美国人被描绘成正义的英雄；南方失败的美国人则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牛鬼蛇神”。前几天又重新翻开《美国史》，不过是英语版的《美国史》，也就是美国人自己撰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