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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象。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作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象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陌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作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璜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讯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作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喧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义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饲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